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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陸昀北京報道】
最近，有媒體報道個人所得稅法正在修改中，最高稅率有望從目前的45%下調至40%，個稅政策的調整為社會各界所關注。房產作為個人財產，在1998年中國住房制度改革后，為越來越多的家庭所擁有，個人所得稅對社會經濟，特別是對房地產業的調節和刺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近日，新華遠的老總任志強從房地產業發展的角度，對個稅調整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
任志強認為，個稅的調節作用不僅僅是為了調節收入差別，而更多的是要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和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稅收政策的導向作用將更為突出。
任志強認為，合理的個稅應進行二次分配。高收入勞動者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除了由國家支配用于公共開支和向低收入者傾斜外，應有部分進入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目前，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社保部分與個稅無關，其繳納完全為強制性義務，納稅者沒有積極性，而且存在一旦失業或破產后的社保之憂。個稅減免在中國已不再是僅僅面對富人或少數人的事了，住房、醫療、下崗，使許多人不敢和不能預期消費，只能用存錢的方式防止不可預期因素，使現在巨大的個人儲蓄難以轉化為消費，盡管政府多次降息、增收利息所得稅，但都是“大棒措施”，如果采用個稅二次調整的“胡蘿卜政策”將可刺激消費。
現在世界上各發達國家多采用沖減個稅繳納基數、定額個稅沖抵等方式鼓勵居民自建或自購住房。這種個稅二次分配的重返是以納稅者人頭計算的方式，將減免稅補貼落實到個人購房或家庭購房者身上，這樣既擴大了消費、拉動了經濟、增加了社會穩定，而且房產還有投資、轉換為經營資本的作用。
任志強認為，上海在實行購房沖抵個稅繳納基數政策后，出現一級市場連續三年高速增長，二、三級住房市場進入良性運轉，既改善了居民住房條件，也使超過千萬平方米的存量住宅得以消化，加速了城市改造進程，其相關消費帶動經濟高速增長，已經使人們看到了個稅調整所啟動的巨額消費對經濟的巨大拉動作用。
任志強的看法是，如果沒有民間的投資和消費，國家就不可能有更多的財政收入。減稅有如放水養魚而非抽水撈魚，是調控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盡管
所得稅目前低于流轉稅的比重，但所得稅的調整對居民消費預期會產生導向性影響，從而使人們改變消費行為，起到推動經濟發展的長效作用。個稅與購房結合是有限的減免條件，不會造成稅收減少，而會擴大消費從而增加稅收。
我國的個稅征收起點和扣率是按1993年以前全國平均生活支出水平確定的，并沒有因為生活支出水平的提高而調整。1998年中國住房制度改革，取消了住房實物分配，改為貨幣化分配之后，沒有及時的相應調整個稅征收的起點。
任志強算了這樣一筆帳：假定個稅的征收起點仍按當年的平均生活支出水平計算(暫不計算1993—2002年十年的生活消費支出增長)，僅僅增加住房支出一項就應大幅度提高個稅的起征標準。如果按國際慣例平均住房支出占家庭收入的15%-30%計算應提高個稅起征點20%以上。假定住房支出平均按2500元／平方米(全國平均房價)計，人均30平方米、家庭60平方米(按23號文件計算)合計為7.5萬元。按十年平均支出計算每年應支付7500元，加十年的貸款利息，每年支付約11000元，約等于2001年全國平均職工收入10870元。這就意味著如果不提高個稅起征點和不實行個人購房沖抵或沖減個稅，平均每個城市居民購買一套住房要繳納相當于房價60%-80%的個稅。
假定每個雙收入的納稅家庭按100萬元沖抵納稅基數，按十年計，每年10萬元納稅基數。按每個家庭兩人計，月收入為4815元。按現行個稅稅率計算實際少征月個稅為447.25元，每年少征收個稅10734元，十年合計為10.734萬元。但可帶動購房和相關的稅收卻遠遠高于10萬元，并不會對當年的稅收產生影響。尤其是其帶動的投資與消費，帶動的就業和城市面貌改變則是不可估量的。
任志強提出購房減稅本身就應該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內容。個稅調整是面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它解決了住房補貼只對部分人有效的不公平問題。
目前，許多人擔心房地產會產生泡沫。任志強分析，泡沫是在人均住房條件過量和供求關系極不平衡的條件下才會產生的，而我國城市現有住房條件距發達國家尚差很遠，外來購房使房價上升因素不大，許多城市居民住宅尚處于貧困水平。如果采取住房消費減免個稅政策，將至少使住房市場擴大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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