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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通脹水平很低甚至有通縮的背景下，可以提高人們的工資收入，同時提高房租，讓人們有錢支付市場價格的房租。在這一前提下，“買房退稅”才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房地產業的發展，也與我市準備推行的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相一致。
新聞背景：據媒體日前報道，不少城市為吸引高科技人才“定居”，出臺了“買房退稅”優惠政策。如上海市自1998年6月1日起，率先在全國嘗試實行“買房退稅”政策，此舉
取得了積極成效。深圳市也一直在醞釀類似政策，但由于種種原因，至今尚未出臺。另據《深圳商報》5月28日報道，深圳市將在11月底完成《住房分配貨幣化方案》，這使我們討論“買房退稅”有了進一層的現實意義。
所謂“買房退稅”是指購買商品房者，其購房金額可以從個人所得稅的稅基中扣除。從媒體的報道來看，上海等地“買房退稅”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房地產商和購房者的歡迎。它活躍了樓市，刺激了房產消費，同時，能夠吸引高收入者和高科技人才安居樂業，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這項政策的實施也引來不少爭議。
反對者的意見主要有兩條，一是這項政策在促進高科技產業、房地產業發展的同時，忽略了對其他行業的稅收公平性問題。二是如果買房退個人所得稅，將會拉大貧富差距，因而違背了稅收政策的立法精神。
反對者的聲音有一定道理，因為這項優惠政策如果只限定某一部分人享用，確實有悖公平，但這并不意味著“買房退稅”政策本身就該“壽終正寢”，而是應該讓每個人都能享受“買房退稅”。
房地產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大支柱產業。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多，也能有力地帶動其上游、下游的其它行業發展。同時，讓“居者有其屋”也是關系社會穩定的一件大事。因此，不少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一直在實行“買房退稅”政策。比如美國的做法是：凡購買自住房者，每年歸還貸款的金額可以從當年應納稅稅基中扣除。當然這種退稅不適用于購買第二套或更多套住房的投資者。美國利用這一政策，在20世紀50至70年代使住房與建筑業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這是典型的政府行為——制定政策、塑造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軟環境，具體的經濟行為由私人部門去承擔。
政府實行“買房退稅”是利用納稅人避稅的心理。從人的本性來說，任何人都不喜歡納稅，由于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收入越高，繳稅越多。一方面，稅繳得多了，可支配收入減少；另一方面，繳稅多少與個人福利甚少相關。難怪人們想盡辦法要避稅，甚至不惜偷、逃稅。當政府利用“買房退稅”為人們提供一個合法避稅的途徑時，人們自然會積極響應。結果是有力地刺激對房地產的需求，為住宅建筑業提供廣闊的市場。
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好處是，有了購買房屋的貸款，等同于人們借了債，從此就與國家的利息率政策掛上了鉤。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早已顯示，人們的總儲蓄與利息率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利息率能夠調整的不是總儲蓄，而是凈儲蓄。如果“買房退稅”政策廣泛推行，人們將使用大筆購房貸款。在此條件下，調高利息率，意味著債務負擔加重，人們不得不減少債務，結果造成凈儲蓄上升；反之，利息率下降，人們認為可以更便宜地使用債務，負債上升，凈儲蓄下降。這是典型的利息率與凈儲蓄的正相關關系。若沒有債務在總儲蓄與凈儲蓄之間做媒介，利息率的變化是無法調節儲蓄的。我國近年來利息率一降再降而總儲蓄并不減少的原因之一是，個人信貸或債務沒有形成規模，利息率無法調節人們的消費。而有了住房信貸等以后，利息率的作用觸角則深入到居民的消費之中。否則，居民消費這一塊是很難刺激得起來的。近幾年我國刺激內需的政策效果不彰，恐怕與利息率變化不能調節人們的債務、可支配收入，進而不能調節消費水平有密切關系。
上海實行“買房退稅”，其他城市包括深圳沒有道理讓上海“專美”。盡管上海“買房退稅”政策將按照制定時的實施期限于2003年5月31日結束，作為地稅收入較高的深圳，即使在所得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分享前提下，仍然可以考慮由本地、本城市財政負擔買房所需的退稅。
當然，實行“買房退稅”是在人們有能力有收入的前提下講的。當前我國職工住房改革尚未徹底完成，相當一部分還維持著低房租、或低于市場價的房租與低工資并行的政策。只要這種政策不改變，人們就沒有能力買房。在目前通脹水平很低甚至有通縮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提高人們的工資收入，同時提高房租，讓人們有錢支付市場價格的房租。能夠支付市場價格的房租也就有能力使用貸款買房或租房。這樣，房地產的需求就有了。在這一前提下，“買房退稅”才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房地產業的發展。這應是實行“買房退稅”的大前提，也與我市準備推行的住房分配貨幣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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