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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王石當然是件極具挑戰的事。上網隨便那么一搜索，關于他的文章就有五六千條，圖文并茂，有聲有色。做新聞的人好像都怕落下關于王石的什么消息，他給摩托羅拉一款手機作廣告了，他要去登乞力馬扎羅山了等等。
我和王石見面時他穿了一件清爽的藍白條襯衣，用背帶，衣著品位的關鍵應該是在腳下——好像深諳時裝界要比別人早一季的要領，他在滿大街的人還未換掉涼鞋的時候，已經
穿上了那雙來自澳洲的質地良好的靴子。并且是光腳穿，要不是我事后知道他是因為腳腫穿不上襪子，一準兒就把他當巴黎時尚看了。
我之前采訪他的一個同行，要我幫忙給他們兩人來張合影，我說今天的王總看起來還是蠻帥的，他說你的意思是我平常看起來不夠帥？我說報紙上的照片有時還行，有時候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今天帶了我們報社最好的攝影記者來，照片會送你一套，如果哪一家報紙用的片子不夠理想，你就可以用你手里的片子把它換下來。
很顯然我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我的采訪對象一直在觀察我，他的目光炯炯，是一種毫不回避的審視，有點像一個尉官在看一個下士。到他開口說話時，他說，“我一直在從你口音里判斷你是哪里人，但是猜不出來。”
我得承認王石是一個有魅力的人。
他的魅力來自他鮮明的個性、他的自信以及他做事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他自述自己是軍人出身，比較嚴肅、生硬，有時愛發火，和人交往時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緣半句多。
但如果真是這樣一個王石，顯然不會有時下的人氣指數。
記者們追逐他，是他總能說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即便有的時候不那么順耳，比如有記者批評王石炸武漢萬科廣場是在做秀，他馬上回敬說是記者做秀，是媒體更希望他炸萬科廣場而不是拆，因為“炸”比“拆”更具效果。而他本人則會從成本考慮用哪種方法，炸只是拆的一種方式而已，如果炸樓需要500萬元，而拆只需要300萬元，他當然會選擇拆。
另有記者問武漢萬科為什么放了六年之久還沒有完工，他就老老實實解釋原因，然后對未完工程影響了武漢的市容向武漢市民道歉。
有記者讓他在一大堆極具光環的頭銜里挑一個自己喜歡的頭銜時，他說寧愿挑一個最不起眼的“王小二”。
也許他的魅力恰恰來自這里，是那種矛盾混合之后表現出來的氣質。既要做房地產業界的領跑者，又肯拿出自己的失敗教訓來和大家共享，讓后來者少走彎路。既充滿自信又相當謙和。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員，他是政策的制訂者也是有利的執行者，但他事后承認這一次裁員讓他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陰影。
有時他也寫點東西，在一篇文章里憶當年時，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經歷：“1983年我來深圳時已經33歲，但一切都是從頭做起，貨場搬運、雞料推銷，還兼司機、出納，是個典型的小人物。17年過去了，萬科做大了，我也水漲船高成為所謂的公眾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歡80年代的創業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經形成的生活態度和習慣。內心我不認為自己是個大人物。
8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是個大工地，到處掀開的黃土工地，推土機、泥頭車煙塵滾滾！開始做飼料生意，在火車站的貨場，我領著臨時召集的民工卸玉米包，自己仗著年輕也跟著扛，一包的重量有75公斤。休息時，一位民工不解地問我：‘你城里人隨便做什么生意也不至于同我們一起扛麻袋呀？’我沒有回答，但心里卻想：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生意做了半年蠻紅火，被號稱為‘飼料大王’，到了1984年放棄飼料生意，組建萬科至今。公司出名了，公司的創建者也出了名，風光的一面100%的被外界傳誦，經歷的酸甜苦辣、切膚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工作上有高潮也有低潮，低潮時情緒低落到一句話也不想多說，就像患了自閉癥。怎么熬過來的？但有一點，自信心還沒失去……”也許這才是一個真王石。
與其說是哪個人影響了我，還不如說是哪一段經歷影響了我，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一是當兵的經歷、一是上大學時的自學。
我的家庭里，母親占主導地位，我肯定是受母親的影響比較多。她是錫伯族，是一個以游牧為生的少數民族，我想我個性里的某些不安分的東西肯定是先天的。但我以為經歷對我更重要。
第一段具有影響力的經歷就是部隊生活。我們那個時候能去當兵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我當時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個職業軍人，但是到了部隊以后，我發現我的個性特征可能不大適合當兵，因為我比較喜歡出風頭，喜歡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但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所以在當了五年汽車兵之后，我就離開了部隊。這一段經歷在當時肯定沒有顯示出什么來，我到后期甚至特別盼著離開部隊。但是在我日后到深圳創業也好，還是至今做的許多事情，我的部隊生涯都給了我許多正面的有意義的幫助。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到深圳時已經33歲了。當時就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獲得更多一些的發展機會。創業階段肯定要吃一些苦，但是因為有在部隊艱苦生活的錘煉，在常人看來要吃的那些苦在我看來什么都不算。
有一次一個朋友來找我出去辦點事兒，我問他，你吃飯了沒有，他說吃過了，我說我還沒有吃，他說要不要出去吃一點，我說很簡單，當著他的面兒，撕開一袋方便面，干吃了。那時一塊面包當一頓午餐在我看來很正常，領著民工扛150斤一袋的飼料，也很正常。絕對不會覺得苦。
再就是部隊的集體生活對團隊意識的培養。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你自覺不自覺地就加強了團隊意識。所以有人評價萬科的組織紀律嚴明，我想這是和自己的經歷分不開的。第二段經歷是上大學。我是工農兵學員。當時從部隊轉業后，即使去開車在社會上也是受歡迎的。但我選擇了去當鍋爐大修工。我只要告訴你鍋爐大修工的糧食定量，你就會知道那是一個多么苦的職業。當時的機關干部是每月27斤糧，司機是45斤，而鍋爐大修工是49斤。選擇這個職業是因為我想上大學。那時候上大學需要推薦，我想沒有人會推薦司機但有可能會推薦工作條件更苦一點的鍋爐大修工。
-我如愿以償上了大學。但我并不喜歡我的給排水專業。我把很多時間花在自學的兩門課上，一是英文，二是政治經濟學。
這兩門課對我很重要。英文讓我的信息量比別人多多了，當然今天能說英文的人、能通讀英文的人太多了，那時候的情況不一樣。我因為喜歡旅游就去看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等一些原版的英文雜志，其實那都是一些公開出版物，是很容易共享的資源。但我一和別人聊天，就發現自己知道的信息別人都不知道，這樣的事情發生多了，你就會覺得自己有優勢，也很容易建立自信。
選政治經濟學是因為當時泛政治化的大環境，我特別希望借助這樣一門學科，弄懂當時一些想不清楚的問題。當然學了三年下來我也還是沒有弄懂。但是政治經濟學至少給了我一個基礎，思維方式跟別人不太一樣。
-剛到深圳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你只要有幾千打折疊傘，半噸味精，你就能發財。但我沒選這個生意。
當時許多人都在做這個生意，去找批文、換外匯。我沒有做這單眼前就能賺錢的生意，是因為我知道一個很簡單的關于供求關系的道理。我并沒有更多的關系在找批文換外匯上。等我跟著大家把這些事情都做完了，市場上肯定是供大于求了。
經過調研，我決定去做飼料生意，因為當時深圳有兩個飼料廠，都存在對原料的潛在需求。誰能解決運輸，誰就能賺錢。
我的朋友都說我傻，放著眼前賺錢的買賣不做，去做一件看不到結果的事情，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這就是我說的那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它不是很急功近利，一定要春種秋收。但我確實是屬于那種目標設定比較清楚的人。
-小的時候對父母的印象是他們天天工作，就像職業革命家，對家庭的顧及很少，所以我現在也是這樣。
這不是好壞的問題，你生在一個充滿欺詐的家庭你想有誠信很難，相反也是一樣，我的父母給我的印象就是工作，那我就會把工作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對女兒在盡到父親責任方面是很慚愧的，她從小在廣州長大，我對她的關心很少，但潛移默化的東西肯定是有。她將來想做什么我會完全看她個人喜歡。
-一個人的成功一是先天，二是機遇，三是后天努力。
先天是什么概念，比如演小燕子的趙薇，她先天的東西，就是她的長相，她的長相和她扮演的角色之間比較契合，大家就會認可。機遇對她來說就是能入選瓊瑤的戲。
對我來說，我的先天可能是受母親的DNA的影響。但更多的成功來自機遇
如果我早生十五二十年，像我這樣性格的人，我不是被人打成右派就是打右派的人，我絕對不會是中間派，那么一種可能性就是我風華正茂被打成右派，就算平反了，一輩子也過去了半輩子。另一種是你打別人右派，那么過后的很多年你都脫不了良心的譴責。這種機遇把握了、沒有把握都比較痛苦。
努力是每個人都要做的事，有時是主動的，有時也是被動的。比如我對風水既不信也不通，但是1988年拿了一塊地，價錢非常高，是因為政策原因使得市場進入的價錢比較高，但我又不好這么說，所以只好說風水，我一晚上看完了市面上所有關于風水的書，第二天就左青龍右白虎地充大師了。
這只是一個例子，許多年輕人問我與時俱進的秘訣，我想還應該說是學習，比如我對互聯網的學習。為了弄懂它，專門跑到硅谷去蘋果公司、惠普公司去了解，和他們公司的人聊。年輕人可能會說他們沒有這樣的條件，但是一定會有適合他們的方式去學習。
青年時期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作品是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斯湯達的《紅與黑》，前者給了我許多人本主義的東西，后者就是那個于連，他的奮斗精神激勵了那個時候的我。
我喜歡的書更多的還是歷史方面的，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我第一次看，用了三四年的時間。還有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等等。
有些人會因為我看這些書而說我有野心，我個人的想法是：在中國的社會進程中需要更多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企業家，所以我不會舍棄目前能讓我發揮更大作用的企業家的職務。
-登山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談判時我往那兒一坐就有優越感：“我在山上一呆就能呆一個月，你能嗎？無論從意志上還是體力上你都磨不過我。”
按中國人傳統的觀點來說，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不理朝政、紈绔子弟和二流子都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我喜歡登山，就有很多股民在網上提意見，說你少瀟灑點好不好。
我一直探討的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制訂企業文化。首先要改變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時代的價值觀，現代企業應該是讓人工作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我登山目前已不是個人行為，也有一些示范性。中國的企業家不應該只知道卡拉OK,或者只把高爾夫當做是高尚的運動，我想還是需要一點挑戰或冒險的。我一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登山，因為我認為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該工作時工作，該休息時就得休息。
國內的很多人認為登山只是處在青春期的年輕人的活動，但國外的許多登山隊的人員構成就是銀行家、律師這樣一個社會階層。在他們來看極限運動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只不過這些運動碰巧我都喜歡而已。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我覺得生活更有意義，更珍惜它。況且它并不影響我的工作。
-我在公司也強調這一點，“健康奉獻人生”，不僅是工作時要健康，人的一生都應該是健康的。
我們從不鼓勵帶病堅持工作，更不鼓勵拋棄父母家庭的工作狂，生病了不僅要去看病，還要問清病因，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了。你可以想見，一個人要是連父母都不愛，你是不是很難說他會愛公司？當然部門的情況不一樣，比如售樓處就是周末的時候人多，該加的班也得加。
我只是說一個大的概念，是這個意思。
-采寫／本報記者王麗文
-攝影／莊健
王石，1951年1月出生于廣西省柳州市，蘭州鐵道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1983年到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工作，1984年組建“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任總經理。1988年中心改組發行股票，更名為“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交易，王石歷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9年2月辭去總經理職務。
-1994年王石榮獲“深圳市第一屆優秀企業家金牛獎”。
-1998年1月王石受到國家總理朱鎔基接見，朱總理對王石對房地產的市場走勢和看法給予充分肯定。
-1998年12月王石入選《中央電視臺》為紀念改革開放二十年所拍攝的大型電視人物傳記片——《20年、20人》節目。
-1999年4月參加世界經濟論壇——“99中國企業高峰會”，并代表中國房地產業界在論壇上做專題發言。
-1999年5月參加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主辦的“99中國住房發展論壇”，在論壇上第一次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
-1999年9月應邀出席“99《財富》論壇”，并做專題演講，呼吁21世紀的中國房地產企業走產業化、規模化的發展道路，適應新世紀、新市場的挑戰。
-1999年發起組織“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協作網絡”，并被推舉為首任輪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業秩序和公信力，推動中國城市住宅產業的良性發展。
-2000年6月，發起組織“新住宅論壇”上海大會，倡導和推動“新住宅運動”。
王石現兼任中國房地產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房地產協會城市住宅開發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深圳市房地產協會副會長以及深圳市總商會副會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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