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翔 作家、《時尚先生Esquire》主編

　　在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談論小說的文集《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他引用德國詩人弗雷德利西·席勒在論文《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中的提法，將小說家和小說讀者分為兩種類型：天真的和感傷的。而按照席勒更加擴大的說法，人性就天然地有兩種不同的類型：天真的和感傷的。歌德是天真者，他自己是感傷者。

　　天真的詩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他們不關心技巧，全憑率真的天性寫詩，“幾乎不假思索”；感傷的詩人則想東想西，時刻自我懷疑，自己所用的詩句“是否涵蓋了真實，是否可以達到真實，不知道他的表述是否傳達了他追求的意義”。同樣，天真的小說家依靠著自然的沖動來寫作，天賦和語感幫助他們完成一切；感傷的小說家卻總是糾結于文本與技巧，甚至還考慮小說的意義這樣宏大的命題。

　　一個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駕駛。司機在開車的時候，一點都沒有注意到自己下意識地在進行著換擋、加速、轉向和踩剎車等仔細分析來頗為復雜的動作——問一問在駕校學習開車的新手，就能知道這些下意識完成的動作多么復雜。這就是“天真的”狀態。而在“感傷的”狀態，駕駛者會理性地分析所走的路況以及該采取何種對策。它不是下意識的操作，而完全是經過理智的計算與考量的結果。

　　企業家似乎也可以分為天真的和感傷的兩種類型。天真的企業家擁有良好的商業直覺，他們很難解釋清楚自己究竟為何會做出某個決策，但往往就是這樣一個在直覺狀態下做出的決定，會極大影響到公司的利益和前途。感傷的企業家則善于反思，做事思前想后，往往是千慮才有一得。

　　如果去問天真的企業家，他為何能走到今天，獲取今天他所占有的資源與財富，他往往并不能給出你滿意的答案。這讓我們很容易得出他只是運氣好這個結論，事實當然不僅如此。而如果這個問題給到感傷的企業家，愿意的話，他能詳詳細細告訴你他是如何思考問題的，從方法論到戰略層面。

　　對沖基金領域教父級人物喬治·索羅斯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感傷型的投資者，他總是宣稱他的投資舉動也是基于他師從卡爾·波普爾時期就開始形成的哲學理論。他稱之為“反身性理論”或者“反射理論”。但是據接近他的人，比如曾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國人梁恒描述，在他的重要投資決策中不乏有“天真的”情形。舉例而言，他會根據自己的背痛狀況來做出或調整重要的投資決策。

　　中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是“天真的”企業家。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們往往都具有一些共同特質：膽識過人因而敢于冒險，嗅覺敏銳因而善于捕捉到市場中出現的機會。他們中的很多并不是詩書滿腹的人——你知道，這是委婉的說法。就在不久之前，施耐德中國區總裁朱海還在一個場合開玩笑說，他經常對他認識的一些大陸民營企業家講：剖開你們的肚子，會發現里面什么都沒有，全都是膽。而施耐德這樣一個顯赫的工業家族，其經理人顯然早已進入了“感傷的”階段。施耐德能夠在中國大陸頻繁采用并購的方式進行擴張，就證明這家公司對并購的商業決策和應對策略早已純熟，有方法，也有戰略。

　　這并不是說中國大陸就沒有感傷的企業家。比如，柳傳志顯然就是一位感傷型的企業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信口講出他的管理三段論。而且，自從商學院開始在大陸出現之后，商業記者們發現，一些接受訪問的企業家開始熟練地使用商學院教授們在課堂上使用的語言。但這是否意味著感傷的企業家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