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琪：“寬財政、穩貨幣、促改革”下的經濟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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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很復雜，各國既要應對共同的挑戰，又有各自的特殊問題要解決，歐元區要走出主權債務危機，美國要促進持續復蘇，歐、美都用“緊財政、寬貨幣”的宏觀政策來應對。中國呢？主要問題是如何持續增長、有效增長，如何在促進復蘇同時避免高通脹循環，在控制房地產泡沫的同時避免捅破泡沫以實現健康發展，所選擇的政策導向與歐、美不同，是“寬財政、穩貨幣、促改革”。
一、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與CPI相匹配
在金融緊縮和房地產調控政策推動下，我國經濟最近出現了連續10個季度的調整，GDP增速從2010年二季度11.9%降到去年三季度7.4%。去年下半年以來，財政政策堅持相對“積極”的取向，恢復包括高鐵在內的公共投資；貨幣政策“穩健”偏松，通過減息、適當松貸、穩定股市、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措施，促使總量經濟出現季度性止跌回穩跡象，GDP增速去年四季度回升0.5個百分點，達到7.9%，全年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速表現為“V型”走勢。但到目前為止，經濟企穩的基礎還不牢固，產能過剩壓力較大，實體經濟領域中的周期性行業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經營仍然比較困難，部分指標弱勢上升，部分指標再次掉頭向下，經濟“弱復蘇”特征明顯，仍未形成持續穩定的周期性上升趨勢。
從供給看，受公款消費減少的影響，酒店、餐飲等服務業的經營活動連續幾個月收縮；工業增加值及鋼材、水泥、乙烯、有色金屬等主要工業品產量指標，有的低位止跌，有的仍處在下行途中，有的還未走出底部。
從需求看，受美國經濟復蘇的拉動，今年以來的出口增長加快；內需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低位趨穩，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長明顯反彈；消費需求方面，雖然汽車和房屋銷售由弱轉強，但是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仍未走出下降通道。
從先行指標看，制造業、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及發電量依然運行在波浪式下降途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我國外貿和總量經濟景氣度的BDI指標雖然顯示出觸底回升跡象但仍未形成明顯的持續上升趨勢。
從物價總水平看，反映企業生產景氣變化的工業品出廠價(PPI)近十幾個月一直為負增長，雖然今年頭兩個月結束了負值放大趨勢，但是仍然為－1.6%，這表明工業品市場依然供大于求，需求相對不足。反映消費需求強弱變化的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率去年底降到1.3%后出現反彈跡象，今年2月份上升到3.2%。
考慮到鐵道部改為跌路總公司后市場人士對鐵路運價上升預期增強，今年的“改革型漲價”壓力增大，但“增長型漲價”受到如下因素制約：
一是去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3.2%，實現“九連豐”，糧食儲備率仍保持在30%以上，糧食豐則糧價穩，糧價穩則CPI穩。根據國際糧農組織預測，全球糧價在去年大漲之后，今年糧食播種面積較大幅度增加，小麥產量預計將增長4.3%。這將有利于今年的國際糧價基本穩定從而縮小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
二是目前工業品庫存較多，不少產品產能過剩，有效需求形成加快時，去庫存和產能釋放會隨之加快，周期性上升初期工業品價格快速上漲的壓力不會很大。
三是從改革以來GDP增長和CPI上漲之間匹配關系變化趨勢看，上世紀80、90年代為10：5.6，進入本世紀以來，這個匹配關系變為10：3，最近5年為10：3.4。就是說，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CPI上漲從10年前0.5個百分點降到現在0.3－0.35個百分點。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今年GDP增長即使超過預期值的7.5%，達到8－8.5%，CPI上漲幅度也可以控制在3.5%左右，不會出現2008、2011年那樣的次高通[微博]脹風險，更不會出現1985、1993－95年那樣的物價螺旋式上升的嚴重通脹風險。
二、增加軍費開支有必要無風險
為了實現“CPI增長7.5%左右、CPI上漲3.5%左右”的宏觀目標，新一屆政府堅持穩中求進方針，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與歐、美、日“緊財政、寬貨幣”政策導向不同，我國有必要、有能力采取“寬財政、穩貨幣”的宏觀政策導向。
從“寬財政”看，突出表現是赤字規模擴大，今年財政赤字總額從￥8000億增加到￥12000億，赤字率約2%。赤字規模擴大部分主要用于改善民生、結構調整和科學發展，尤其是加大對社會保障和環保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提高擴大居民消費型內需的能力。這個赤字率水平雖然高于去年的1.5%，但仍比改革以來曾三次超過2%的水平要低(見下圖16)，更是明顯低于3%的國際警戒線，大大低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5%左右的實際赤字率(美國到2012年9月為止財年的赤字規模$8450億，為2008年以來首次低于$10000億，但占當年GDP之比仍超過5%)。與發達國家財政已經明顯越過安全邊際(債務率60%、赤字率2%)、不得不實行“緊財政”政策不同，我國財政處在安全邊際以內，實行“寬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能力。
在今年財政預算開支中，國防預算名義增長10.7%，既低于去年國防開支增長11%，也低于今年名義GDP增速(GDP7.5%＋CPI3.5%)，更是明顯低于近10年名義GDP年均增長15%的速度。從近60年的歷史數據看，我國國防支出占GDP、占財政開支的比重呈現長期下降的趨勢，近幾年處于歷史最低水平。從國際比較看，我國人口(13.4億)相當于美國人口(3.4億)近4倍，GDP為美國1／2，而我國2013年的軍費預算開支(￥7202億約為$1150億)只有美國($5256億)的1／5。無論是從改變我國國防安全能力滯后于經濟發展格局的要求出發，還是從全球防務安全平衡協調、共同促進和平發展出發，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國防開支差距過大的格局適當矯正是必然的、合理的。
三、改革就是建立市場化導向新體制
從“穩貨幣”看，核心是穩定貨幣供應量。今年，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按“13%左右”來調控(見下圖18)，這個增速略低于去年的“14%左右”，略高于“GDP增速＋CPI上漲＝7.5%＋3.5%＝11%”的水平。這既考慮了今年GDP增長實際值可能略高于預期值，也考慮了穩物價、控通脹的要求。改革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要防止經濟在“周期拐點”出現“二次探底”，促使經濟持續穩定回升，央行調控的M2增速通常會略為快于GDP和CPI增速之和。人們擔心，M2在總規模接近￥100萬億基礎上增長13%會引發高通脹。但我認為，今年廣義貨幣增長13%不會引致高通脹，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國儲蓄率高，M2中存款占比很大，持續處在流通中的貨幣不多，雖然隨著經濟轉暖，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貨幣與存款之比會提高，但在周期性上升初期，還不會增大高通脹風險；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用于直接結算和國際儲備的人民幣外部需求增加，這種“外需”須要部分人民幣供給來滿足，人民幣的使用結構變化會引起供求關系出現新的變化。
要發揮“寬財政、穩貨幣”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還須要“推改革”來保障，需要創新體制機制來支持。新一輪改革不僅要整合、精簡政府管理機構，推行“大部制”，更重要的是實實在在轉變政府職能，在“簡政”(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減少審批)基礎上“放權”，將“逐利型政府”轉換為“服務型政府”，改革后的新政府機構應集中精力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公共性、秩序性、宏觀性管理職能，不直接干預微觀活動，尤其是不與企業爭利，從體制機制上最大限度地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形成企業自由決策、公平競爭，市場更好地發揮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新機制。這種體制機制改革和組織制度創新，將提高微觀運行和宏觀管理的效率，為經濟持續有效增長和宏觀穩定做出貢獻。
四、防范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破滅
總的看，到目前為止，歐元區還沒有完全走出主權債務危機，國內經濟運行還不穩定，“經濟減速和物價上漲并存”的狀況還未根本改變，這就要求政府下一步要操作好“寬財政、穩貨幣”的政策措施，要通過“推改革”來更好地發揮市場調節作用，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從改革以來30年多年的利看，每次以“2”結尾的年份(1982、1992、2002、201年)是黨的“雙大”會，如“十二大”、“十三四”、“十六大”和“十八大”，次后以“3”結尾的年份(1983、1993、2003、2013年)的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啟動年。2013年會否和前三個“3”的年份一樣出現增長加速呢？我認為：會。盡管新一屆政府將會吸取以往的教訓，會努力防止地方政府投資過熱沖動，防止房地產泡沫化，但是不會放棄必要的經濟增長，因為中國“發展”這篇文章還沒有做完，就業的壓力還比較大，還有近一億人口處在貧困狀態，我們講“科學發展”是要“科學”和“發展”兼顧，不是像以前一樣只顧“發展”這一頭，忽視了“科學”這一頭。但是，離開料“發展”就談不上“科學”。因此我建議，今年要在加大力度支持和推動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兩型社會”建設，在綠色、美麗上做新文章的同時，還是要繼續推動經濟復蘇，促使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通道。雖然新一輪上升周期的峰值不可能像三個10年周期的峰值達到14－15%的水平，但是上升區間7－10%左右、中值8%左右這條周期上升道路還得走。到2020年前實現8%左右的“中速增長”，其軌跡不是線性的，而是波浪式變化的，這是客觀的周期規律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