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長安講壇第64講，長安講壇總第195期，做客專家是論壇成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三大戰略與規劃—教育、人才與科技。

　　以下為演講實錄：

　　因此實際上，我們的人才，在中國我稱之為本身他有巨大意義，那么返過頭來，由于他有正外部性、外溢性，他也會產生我們說的規模效應。你就說算毛澤東，毛澤東所產生出的《毛澤東思想》，這對中國幾億人、十幾億人，都會產生出我們剛才說的正外部性，所以任何一個人才，有了中國這樣大的舞臺，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個有用就在于它的規模效應。我們能不能從這個角度來，對人才做一個深入的理解。

　　我們怎么來認識人才、教育和科技，我們提出兩個簡單的公式，以便使它的三者之間形成一個很穩定的，我們稱之為三角形，相互關系。首先我們假定人才生產函數，就是一個P，它相當于人才概率，函數就是一個t，與總人口的T的乘積。我們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當t一定的時候，比如人才的概率是1%。人口越多，人才就越多。人才就為人口的增函數。假定我們人口規模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我們想辦法提高概率函數，就是t，很顯然人才也會更多。那么大家就要問t這個概率函數，是什么決定的，我們認為是人力資本投資，是教育、是健康，包括人力市場等等各個方面。因此人才總量就成為這兩個參數的一個乘積關系，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只要進行人力資本開發，它很快形成超大規模的我們說人才隊伍，或者說人才規模，這是一個公式。

　　第二個公式，我們就稱之為人才產出函數，我們用Q來定義，它是什么含義呢，它是指你創造的經濟價值，比如GDP。你的科學價值，你發表的科學論文，我在后面會用很多數據來分析，包括SCI、EI，SSCI等等這些刊物。

　　第三我們稱之為就是技術價值，突出表現為譬如說專利申請、專利授權，特別是那些具有自主開發性質的基礎專利。我們后面會來做一個介紹，也包括文化價值、生態價值。所以我說中國需要張藝謀式這樣的人物，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將來還會出更多的張藝謀，就是和這個都是相關系。

　　那么返過頭來，我們來看人才產出函數是由什么決定的？是兩個參數，一個和我們的人才總量是有關系的，就是前面那個公式—T。第二個是人才效應，是指我們人才的勞動生產率。為什么我有這個體會？就說我因為跑到全世界這些大學都去過，我到那就要問一個教授帶多少學生？每年培養多少學生？又寫了多少Paper。包括如果你要是搞工程，可能還有專利，包括科研經費等等，我們來觀測，就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同樣的一個教授，很顯然，西方的國家相對就要高一些。

　　在這里我們就要討論，是什么來決定了人才生產率，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和R&D的投入是相關的。如果我們把清華大學和MIT做個比較，就看的比較清楚。此外還和我們所說的競爭性程度是有關系的。今天上午我們學院還在討論，所謂績效怎么和其他的收入、或者報酬掛鉤。這本身這個制度的引入，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這種競爭壓力，也使得你的勞動生產率不斷的提高。

　　因此能不能這么講，也就是Q的上升，就是要與我們的R&D的投入有關，也反應了我們R&D投入的一個結果。因此這兩個公式雖然很簡單，但是它把教育、人才和科技，有機的結合起來。

　　我們來看一看，鄧小平同志是怎么說的，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提出了中國改革的三個標準，他是怎么的呢？他是指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用一個catch up指數來看中國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經濟總量，這條曲線要上升，已經被證明了。第二個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他強度更切實，關于這個方面，我曾根據“十二五”規劃的制訂過程，專門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在網上很容易看到我這個問題的一個分析和討論，就是我們更加強調更切實的民主，我們稱之為叫公共決策民主。第三個就是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可以說現在我們已經做到更多了，就是更優秀還差一些，因為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沒有其他的獎，所以我們這一方面還是不夠的。

　　因此實際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不缺人才，可能更多的是缺更優秀的人才，那么對此鄧小平同志，在30多年前就指出，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點，有的要長一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他當時講這個話的時候，我會給同學們去講，我們在什么指標方面和美國差幾百倍，什么指標和美國是差幾十倍，盡管鄧小平不清楚這些數據。我們作為事后諸葛亮了，我們現在清楚了。但是當時能夠這么講出來，并且提出三個標準。我作為一個教授，研究完了以后我感到驚嘆。這就是鄧小平同志他本身具有那種獨特的，我稱之為政治遠見。我們后面會論證他這個觀點。確實我們也能夠必須達到，后來的事實所證明。

　　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恰恰是我們現在被忽略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到底是用西方標準、西方語言、還是西方的其他模式來衡量呢？還是按照什么樣的方式？他說的很清楚，他給予了非常明確的回答。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我今天講的課所有的政治結論，都論證了他這段話。但是不做這些研究，你看到這個話，一看就過去了。這就是做研究和不做研究是不一樣的。做深入研究和做淺浮的研究又是不一樣。我后面會講這個結論。

　　30年之后，也就是說在4月24號，胡錦濤同志在清華百年校慶的大會上講了這段話，我也有幸參加了這個大會，回過頭來我們去理解他所說的一些含義，和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他是怎么判斷世界的基本形勢呢，是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三個大。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新變化，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世界范圍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可以說這個變革是越來越有利于中國，有利于中國迅速的崛起，而且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了世界這樣的一個格局。他指出特別是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知識創新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要素，這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

　　在這種大背景下，各國為掌握國際競爭主動，紛紛把深度開發人力資源、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戰略抉擇。他的結論是什么？對中國而言是什么？他指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礎。可以說上面我所談到的這兩個公式，就是把這三個要素有機的結合起來，以便于作為我們分析認識中國三大戰略規劃的一個分析框架。而且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拿出三大規劃。去年正好是這個時候，當時陪的是朱校長在芝加哥大學中午午餐，邀請我就中國三大規劃做一個簡要的分析，因為在當時教育規劃和人才規劃沒有公布，我也不好說太多的數據，就點到為止。更多的是講科技規劃，也令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和我們說的同行，也感到非常震驚，他們非常羨慕中國有這樣一個前瞻性的、戰略性的三大規劃，這是我的一個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