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長安講壇第60講,長安講壇總第191期,做客專家是論壇成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李稻葵(微博)。他演講的題目是:后危機時代的改革與開放。
以下為演講實錄:
媒體來源:新浪財經首先是新形勢,為什么這么講,金融危機爆發了兩年多以后,的的確確給我們中國經濟,給我們的發展,帶來一個新的形勢,國內的形勢,國際的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新形勢是之前我想我們沒有碰到過的,甚至于都是我們沒有想到過的,到底新在何處,我們經過了兩年多的金融危機,到底目前的新意在什么地方。我總結新在兩地方。
第一件事從國內來看,我們現在碰到了一個以前所沒有碰到過的一個困境,就是中國的社會矛盾,達到了一個非常多元化,非常復雜,甚至于它的社會矛盾的影響度,它的深度,我想比以前改革開放的很多時期以來,我不敢說所有時期,都來的更加的深刻,所以社會矛盾的復雜性,社會矛盾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的深度,這是第一個挑戰,這是第一個新。
為什么有這么多社會矛盾,現象很多,我就不一一列舉,現象非常多,有住房子,有對腐敗的,有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教育不平等的,等等等等,現在社會矛盾非常多,熱點非常非常多,為什么,我先講一下原因,講講我個人的分析的原因,講完原因之后,我在根據這個原因在解釋我們現在碰到的很多的現象,就是根據這個原因講我們的后果。
原因是什么,我的理解,總的來說,原因高度概括的講就是一條,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的行列,人均GDP達到了四千美元。
達到四千美元是按照一比六點五的市場匯率計算的,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給我們的一比三點三的購買率平價的匯率,也就是說三塊三的人民幣,在中國所能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相當于一美元在美國所能購買的產品和服務,如果按這個匯率兌算,我們基本上達到了七千多美元,甚至于接近人均八千美元的水平。
當然我指的是平均水平,我絕對不是說全國各地方都達到這個水平了,在這么一個水平,在這么一個世界上公認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水平上,的的確確社會矛盾是非常多的,剛剛說的一個抽象的原因,高度概括的。
具體說來,我覺得三件事情導致了現在社會矛盾非常突出。第一件事有一定的中國特色的,就是我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們現在的大學生的毛入學率迅速上升,從我們讀書的時候,我是80年入校的,80年我們是2%毛入學率,2%都不到,到今天基本上達到25%。
現在的18歲到22歲年輕人,25%在大學里面,所以這么一個全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它肯定帶來了社會意識的多元化。年輕人受了很好的教育,這是大好事,我絕對不反對這個事情。
但是這么一個年輕人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年輕人的想法很多,至少比我們那個時代,比我讀書的時候的年輕人想法要多,年輕人讀了書,年輕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年輕人會分析,年輕人善于表達,年輕人也會表達,也會通過各種方式去表達,不光是我們下面要講的互聯網,所以這么一個局面,帶來了社會的意識的多元化,意見表達的多元化,帶來了意見表達的渠道的相對的暢通,所以這件事情,使得社會爭議非常大,社會幾乎任何事情都有爭議,這是第一個因素。
我補充一點,25%的毛入學率,基本上相當于發達國家30年前的高等教育的入學率,你看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搞了二三百年,才達到25%的水平,咱們可好,咱們是六年之內翻了兩番,我指的人數,還不是比例,人數翻了兩番,就是大學生的人數,當然質量是另一個問題,我這里不講,這是第一個原因,就是年輕的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
第二個原因,的確不容否認,中國經濟的超入差距在不斷提高,過去這20多年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以來,收入差距在迅速提高。
為什么收入差距水平提高,我想部分的原因就是過去十年,我們的全球化的進程,我們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加速,這個過程中,凡是全世界,凡是我們國家,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相對短缺的要素,它的回報率迅速提高,凡是我們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參加分工,我們相對過剩的要素,它的回報率基本上沒有提高。
講的更直白一點,我們藍領工人的工資從過去20年以來,一直到三年前,一直是穩定的,一直是沒有上升,同時我們稍微有一點國際技能的,把外語能學好了,有一定的國際技能的,這部分年輕人,或者是這部分的專業人士,他的工資、他的收入,會迅速提高。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金融界,你說金融世界的工資高,因為它國際化程度高,金融界我們大銀行,我們的投資銀行,都是在跟國外的同行,在競爭人才,而外國同行需要的是,既懂中國,又懂中國情況,又受到一定的國際化教育的,能講好外語的這部分人,這部分人是短缺的,所以當然這部分人的工資會提高。
依此類推,按照同樣的邏輯,在過去20多年期間內,我們的資本是相對短缺的,基本上講,我這個講的大而化之了,基本上講,資本是短缺的,技術是短缺的,所以基資本的回報率在不斷提高,技術的回報率在不斷提高,你看企業競爭激烈了,你的技術比別人稍微好一點,你的設備比別人先進一點,你舍得花錢去國際上去買精密儀器,你的競爭力會提高,你的利潤會不成比的提高,所以這是我們收入差距擴大的最基本的因素,這是基本的經濟學道理。
這個力量,這個市場的力量,任何個人都不能抗拒,你要硬頂著它干的話,肯定會出問題,誰要跟這個市場邏輯頂著干的話,你是企業,你就無法競爭,你作為高等教育的大學,你就無法招到好的老師,你的學生就不來聽課,我跟你這么講,你看高等教育跟十年前不一樣了,很多的學校都競爭,各學校競爭,為什么競爭,學生有壓力,招生有壓力,畢業用人單位有壓力,用人單位都問了你的學生上什么課了,你的這些課都是什么人教的,所以這是收入差距第二個因素,帶來了我們的社會矛盾的加劇。
第三個因素剛剛我也提到一點,就是互聯網,那么互聯網原則上講,我想根本上講并不是社會矛盾的根源,不能說社會互聯網來了以后,社會矛盾加劇了,不能這么講,但是我想非常坦率的講話,非常實事求是的講,互聯網是使得社會情緒放大了,是使得社會的觀點的交流加快了,同時也使得社會的很多觀點的交流,表面上看更有效率,速度加快,其實在深層次想往往膚淺化了,更膚淺化了。
我想在座的都是用互聯網的,你們很多人有微薄,你說發個微薄,150個字,有誰仔細一個一個字看,一掃而過,掃完過了以后,馬上就要給評論,馬上就要貼自己的,加自個的,寫自個的微薄的項,這個速度,好象效率提高了,但是實際上,深層次的思考,進一步的思考,更加邏輯的推理,反而降低了。
我覺得有點像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外匯市場上的交易是摩擦力很小的,我們都知道外匯交易十天的交易量,全世界十天的外匯市場的交易量,相當于基本上一年的國際貿易量,這個交易太頻繁,太容易了,反而使得外匯市場的價格,匯率的市場價格,匯率的價格波動,我們都知道,這個應該沒有爭議,都知道它會出現過激的反應,任何的行為出來以后,會超調,這都是理論,這都已經是經濟學理論,金融學理論,國際金融里面,大家都已經公認的事實,所以交易太頻繁,交易過多,反而會帶來效率低下。
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我的觀察,互聯網的時代有這個性質在里面,它交流很快,表面上看效率很高,其實不高,其實認認真真坐下來思考問題的這種人也好,這種想法也好,這種傾向也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磨掉了,那更不用說互聯網它是一個情緒的放大劑,這種例子太多了,今天我不想講很多的例子,講多了例子就涉及到個人,不太合適,我一講個人誰誰誰,在互聯網上報粗口了,這東西不太合適,我本人也成了一個互聯網情緒擴大劑的推動者了,咱們不講那個,但是你們心知肚明,互聯網微薄在這個時代,情緒是會放大的,情緒放大多少能干的人,多少荔枝的人,公眾形象之前還認為很好的人失控,太多了,這種例子不用我講。
所以就三件事,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輕人想法多了,收入差距拉大,互聯網的交流工具,表面上看效率提高,實際上使得交流更加膚淺、淺度交流,而不是深刻思考。
三件事導致現在的社會矛盾更加多元化,更加甚至于激化,更加全面化,我想這個事,應該是實事求是,沒有什么爭議,后果是什么,就是根據這個分析我們有什么后后果,后果太多了,后果就是說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吵架,都可以爭論,當然這個我不可否認,這么一種吵架,這么一種爭論,對于一些網站而言并不是壞事,至于他們有沒有主動的去推動這個事,我沒下結論,不是我的結論,我沒這么說,但是至少方向上講,事后來講,客觀上講,它是一致的,跟它的運作模式是一致的。
拋開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言,一些重大的社會話題,它迅速的形成持久的輿論的壓力,事情很多,住房就是一件事情,住房在過去五六年以來,甚至于十年以來,尤其是過去五六年以來,始終是一個重大話題,住房的問題。房價的居高不下,始終成為一個話題,這個事情它是非常情緒化的。
很多人講,從邏輯上講是對的,很多人講,現在年輕人,剛工作沒兩年,不應該買房子,很多人講我們自己工作了十幾年、二十年以后才開始買房子,這個話本身,它是符合事實,但是在互聯網時代你是無法辯論的,你是情緒化的,因為馬上別人就說了,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利益何在,你是不是從房產價格上漲中間獲得的利益,就沒法討論了,是情緒化的,房地產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再比如說,除了房地產之外,匯率的問題,匯率我想十年前,十五年前,很多的年輕人,可能不關心匯率,很多不搞經濟學的人,可能連各種各樣的匯率的定義,匯率升值以后,或者匯率貶值以后,對經濟的各種各樣的影響,都不見得非常了解,今天我想互聯網上大部分的網民,都是匯率問題的專家,一套一套給你進,能講出各種各樣的陰謀論,能講出各種各樣的機制,講出各種各樣的理論,這又是一個問題。
依此類推,利率問題也是一個公眾的話題了,中美的關系更不用說了,中美關系G20,所有的東西都是變成了社會的話題,個人所得稅,同樣的十年前,我相信很多人對個人所得稅沒有感覺,很多人也不用關心個人所得稅,但是現在,年復一年,個人所得稅的關注度,在不斷上升,這一系列都是表明,今天的社會矛盾在多元化,社會的關注點在多元化,關注的力度在上升,矛盾在激化,但是我絕對不是說這種社會矛盾的激化,這種局面是不可控的,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下面其實我要講的話,這樣社會矛盾的激化,事實上正在推動下一輪的改革,這是馬上我要講的。
這是第一個方面,從國內因素來講,我們的新的形勢,新的特點,有很多很多,我就不說了,我就抓一個重點,就是社會矛盾,重點之重點。國際上講,經過了兩年半的金融危機,我們所面臨的形勢,也是嶄新的,也碰到了一個嶄新的形勢。
以前金融危機前所沒有想到的,國際的形勢,國際的壓力什么樣的,這也可以講很多很多,但是我高度概括,在我看來可以這么概括,就是經過了兩年多的金融危機,經過了全球的經濟的金融的波動,可以這么講,我們過去十幾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十年以來,我們所賴以發展的這種對外開放的模式,恐怕不可能,已經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像過去十幾年以來,我們依靠吸引外資,我們依靠出口,我們依靠從國外簡單的通過出口,通過吸引外資,獲得技術,這種方式,這么一個道路,已經走不通了。
為什么說走不通,到底發生了什么情況,原因何在,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中國經濟,我想五年前我都沒想到,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巨大的經濟體了,我經常喜歡,最近打這么個比喻,我說在經濟領域里,先不談國際政治,在經濟領域里,就是新的三個世界,就是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還有中國,就這三類國家,發達國家當然包括美國、英國、包括德國,也勉勉強強可以擱進去希臘、擱進去西班牙,擱進去愛爾蘭,這是第一類國家,這部分國家的基本利益還是有相同性的。
那么第二類國家就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中間包括新興市場經濟,包括增長很快的印度、巴西等等國家,包括俄羅斯,但是發展中國家中間有大量的國家還沒有起飛,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用新興市場國家以偏概全,來代表發展中國家,還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快速增長,這部分國家的利益,也基本上一致,他們需發達國家更多的讓出市場,他們需要發達國家在貿易問題上,有更多的讓步,他們也希望國際的金融經濟更加穩定,毫無疑問,他們也希望發達國家能夠轉讓一些技術。
第三類國家就是中國,咱們太不一樣了,咱們既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很多特點,比如人均GDP還不算高,我剛剛說到將將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同時我們又具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特性。
我們的外匯儲備這么多,三萬億外匯儲備,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把英國人的股市全買下來,澳大利亞買兩圈,美國的股市買它五分之一,這么多錢,你說哪些國家有這么多錢,沒有,我們有這么大的生產能力,我們有接近40%的鋼鐵全球,60%多的水泥,我們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鐵礦石,這些特點又具有發達國家的一些特性,所以太不一樣了。
因此我們全球勞動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正是由于過去兩年半以來,中國經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的,總的來說應該是非常突出表現,讓全球的經濟體,不僅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開始真正的反思,到底這么一個龐大的中國的經濟的崛起,會對世界帶來什么,真正的反思,甚至于擔憂,那么發達國家講的很清楚,發達國家講的非常清楚,發達國家他們有大量的人才的儲備,他們對全球的事物,毫無疑問,比新興市場國家,比發展中國家研究的更透,看的更明白。
發達國家,我講一個人,勞倫斯·薩默斯,我們都很熟悉,勞倫斯·薩默斯哈佛的經濟學教授,曾經是他們的校長,曾經也是美國財政部的部長,也做過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做過副行長,剛剛卸任,三個月前還是美國總統的最高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
勞倫斯·薩默斯三年半前,將近四年前,在幫著當時的總統的候選人奧巴馬競選的時候,在幫他拉選票的時候,在美國的中西部的一個州,威斯康辛州,他講過一段話,威斯康辛州是一個制造業的州,失業率當時也很高,當然已經出現了工作市場上,就業市場形勢不妙的這么一個情況,他說的非常明白,他說全球化現在看來,并沒有給我們美國人帶來當初所想象的那么多的好處,他說固然全球化讓我們的因特爾公司,讓我們的微軟(微博)公司,讓我們的播音飛機公司,獲得了更多的市場,獲得了很多的利潤。
但是與此同時,全球化卻讓我們大量的生產鞋帽的,制造業產業的工人,丟失了工作,問題在于我們美國政府很難從這些,在全球化中間受益的國家收稅,用這個稅收去補貼這些下了崗的工人,我們幾乎不可能把一個下了崗的生產鞋帽的工人,經過再培訓去生產軟件、去生產播音,幾乎不可能,因此全球化對我們美國社會帶來了事先沒想到的沖擊,講的很明白,講這個話的人不是美國的憤青,是美國的超一流的政策思想者。
我稱他為這一代人里面,最具有影響力,確實思想最活躍,最敏銳的,政策的思考者,這位老兄我稱之為政治界的基辛格,背景跟基辛格是一模一樣的,基辛格不就是哈佛出來的嘛,基辛格不就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嘛,勞倫斯·薩默斯的作用,勞倫斯·薩默斯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講是一樣的。
14個月前,2010的1月27、28號,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同樣這老兄勞倫斯·薩默斯講了另一番話,這番話是在他,在世界經濟論壇的主會場,和另一位專業的記者,他們兩個對話中間他講的,作為這段對話的最后總結,他說再過300年,注意,這話是2010年的1月份講的,那時候金融危機的影響還仍然是巨大的,他說再過300年,當我們的后人回顧今天歷史的時候,他們很可能對金融危機不屑一顧,他們認為金融危機是短暫的事故,但是他們一定會著重墨,描寫另一個事實,今天的世界,有十幾億人口,正在迅速實現他們現代化的夢想,那就是中國和印度,那么這部分人實現現代化夢想的進程,一定會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帶來沖擊。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設計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讓這些人的利益和我們已經實現現代化人的利益相符合,老兄講的非常清楚,老兄是閉著眼睛講的,有時差,這個老兄平時講話就結巴,但是一講這種的時候一套一套的,閉著眼睛講的,勞倫斯·薩默斯是極具特色的,極具個性的一位學者。
這位老兄,今天公開場合不好多講,他當時是總統經濟顧問,經常到北京來,到中國來,每次來他都有一個習慣,都要找學者們談,都要問學者們你們怎么看,中國經濟怎么看世界經濟,老兄從來不會讓你把話講完的,他都要問問題,而且從來也坐不住,拿了一個建議可樂在屋子里跑,美國人喜歡喝健怡可樂,一邊喝,一邊提問題,不等你講完,老問,他著急,腦子很快,腦子講話比他講的還快。
勞倫斯·薩默斯就是這么一個天才人物,講的非常清楚,老兄我們都知道,有一位叔叔是保羅薩米爾森,諾獎獲得者,有一個舅舅叫肯尼斯阿羅也是諾獎獲得者,都是經濟學,舅舅、母親這邊、父親這邊,都是經濟學的諾獎的都有基因,這老兄絕對是要關注他的觀點,一定要關注他的觀點,下次你們看報紙也好,開會也好,注意這個人的觀點,這個人來清華也給我們做過演講,講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通過勞倫斯·薩默斯的總結,我覺得我們看的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大的戰略思維,這個戰略思維在改變,他們知道,你過去玩的這套全球化的這套辦法,中國進入WTO,給中國一些按照傳統的規矩辦事,這種游戲再玩下去,會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再改變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確實是不利的,我們講的非常實事求是,我絕對沒有說,發達國家他們是帝國主義,我絕對不用這個字,我們非常實事求是的講,我們用美國人的主流的學者,一流的學者,他們的原話來概括,來理解他們的思路。
所以這么一個變成,當然會對中國的政策,對中國的國際環境帶來巨大沖擊,這么一個變成,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讓全世界的發達國家都看清楚了,那么發展中國家,也看的很清楚,知道你中國厲害,知道你中國競爭力強。
經過了兩年半的金融危機,應對金融危機的動作,突然發現全球金融危機好象一場大考試,一場非常難的考試,大部分學生不及格,考試考了20分、30分、40分,頂多50分,我們中國人考了100分,或者說甚至于比他們期望還高,他們看來,我們雖然我們認為有很多問題,可他們看來,你考試考了120分,超出了你的滿分了,他們看來,當然他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想法,他會說你是不是公平,你是不是偷看了考卷了,你是不是抄襲了別人的卷子了,你是不是不按規矩辦事了,種種猜測都來了。
比如說新興市場國家里面巴西,巴西現在是什么情況,巴西是生產原材料的,我們都會認為巴西好,巴西鐵礦石,巴西的銅、巴西的鋁,巴西的煤,那多好,咱們中國人起來以后,巴西人應該高興的感謝我們才對。人家不這么想,巴西人說你看你中國經濟起來了,你把煤、把原材料價格抬高了,抬高了以后讓我們這些國家獲得了收入,我們國家獲得了很多外匯之后,我們的匯率升值了,大量的外匯涌入這些,通過外貿的形勢,也通過投資的形勢涌入巴西,那我巴西就完蛋了,我巴西匯率升值以后,我的制造業就完蛋了。
他這么說確實也有根據,你去看看巴西,你去看看里約大量的溫州老板,在那里開各種各樣的商店,他那的各種大樓,一個樓一個樓的,全是中國產品,又便宜又好,巴西人消費者也是充滿熱情,人家才不問你打火機能用十次還是二十次,沒那么仔細,一看這個東西好,漂亮,趕緊買。
所以至少是20年前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今天發生在巴西,我們的商人厲害,我沒有批評溫州人的意思,我只是客觀描述,確實是溫州商人,一點不假,一條龍,從生產到最后賣,都是一條龍。
那巴西的政治家,巴西新上任總統,他就坐不住了,他說你看看你們中國的產品,重創了我們的制造業,我們的國家就淪為生產原材料,淪為生產給你們中國提供原材料,盡管不是廉價的,那我們長此以往,我們還能干什么,我們的資源消耗完了以后,我們能干嗎呢。
俄羅斯也問同樣的問題,現在你去俄羅斯,跟他們的政府官員去座談,你跟他的學者聊天,他告訴你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俄羅斯也要講自主創新,我們也要轉變發展方式,人家怎么進,這確實一點不假,人家也要搞制造業,人家也說我們不能夠凈給你出口原材料,凈出口原油,俄羅斯情況很簡單,石油價格每漲10塊錢,GDP增長速度能夠漲1%,很簡單,你是做回顧,簡單之極,俄羅斯經濟,過去這么多年。
所以中國的增長,確實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擔憂,這個事絕對不是夸張,一點不是夸張,所以國際上的壓力非常大,今天可能是對我們的人民幣匯率提出異議,明天如果人民幣的,外貿順差如果下去了,那么以后他會對,個別產品又會提出批評,對我們的自主創新政策,提出批評,說你自主創新政策是歧視,你這是要自己創新,你這要把外國的企業拒之于門外,后天可能對我們的一些我們自己的基礎建設,他又要提出異議,說你這些政策里面,你排斥外國的產品。
這一系列的摩擦,這一系列的矛盾,都是一件事情帶來的,就是中國過去的確確也是以依賴了出口,也是依賴了吸引外資,這個模式再往下都一定有問題,一定是碰到巨大的國際矛盾。
很多同學講了,現在年輕都很厲害,怕什么,提就提吧,你不能說別人叫喚叫喚,我們就不吃飯了繼續出口,人民幣不升值,這說的有道理,你可以這么干,那是什么后果。
我提醒各位,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利益是多元化的,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沿海和內地的外來工人得到就業,不僅要讓我們的產能充分的開工,我們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的、政治的、主權的,一些利益在里面,你說我們希望美國人繼續給臺灣人軍售武器嗎,你說我們希望動不動西方人可以在利比亞搞一個襲擊,幸好我們撤回來三萬五千人,如果撤晚了一步。
你說我們希望天天要花功夫,跟很多非洲國家反反復復的要跟他們去訪問,最高領導去訪問,就是為了點石油,我們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不僅僅是出口,不僅僅是就業,還有軍事上的,還有領土上的,來有人的海外僑民的利益,多元化的,這是一個大國家,國家的穩定不等于說只要經濟能夠出口,能夠獲取外匯就行了。
日本人給我們的例子太簡單了,日本人就是一門心思搞經濟,一門心思搞出口,后來怎么樣呢,想方設法得限制你,這也是事實,這絕對不是我們在講陰謀論,所以中國是一個大國家,不能夠僅僅只顧一個方面,換句話來講,如果你的目標僅僅放在出口,僅僅放在保持匯率的穩定,我堅持不升值,如果你的目標僅僅保持,我就是要維持貿易順差,咱們按市場經濟來,你競爭不過我,你就有逆差,如果僅僅按這個邏輯,你勢必在其他的方面,會產生弱點,你會有弱點,你會有把柄,你會有問題。
全世界的這些事情是一盤棋,道理很簡單,簡直之極,拳擊手都知道,你不能有弱點,你不能說左手行、右手不行,你不能說你防守行、進攻不行,或者返過來進攻行,防守不行,一個優秀的選手,必須要全方位,不能有任何戰略的弱點被對方抓住,同樣的在貿易問題上,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你不能有戰略上的弱點,不能說過分的依賴別人的資源或者是經濟的消費,或者是對方的一些現行的制度,道理很簡單,其實沒什么復雜的道理。
所以總的說來,新形勢就是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社會矛盾,第二是新的非常復雜的,非常嚴峻的,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國際形勢,這里面非常多的話題,我就不想講了。
比如外資企業,我在補充一點,講一句話,外資企業長期以來,你看跨國公司長期以來,是中國和西方關系,中國和美國關系的一個穩定器,你說90年代時候時候,反反復復抓我們最惠國待遇,最惠國MFN,我們那時候很多人在國外讀書,反反復復的MFN,包括中國進入WTO,一輪一輪的摩擦,有的時候,中美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有的時候差一點就會被他們制裁了,就是最惠國待遇,你靠什么呢,你不就是得靠這些跨國公司。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我想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1999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如果記錯的話你們更正,1999年,那個時候是我們朱總理去美國訪問,去白宮跟克林頓談WTO的入世的條件,我們是有備而來,做了一些有益的讓步,符合原則的讓步,但是克林頓自己有個計算,自己害怕,國內的繁華勢力做文章,沒有答應。
朱總理前腳走,第二天50多個跨國公司的一把手,集聚在白宮隔壁的叫舊行政樓,也是白宮的一部分,地下通道是通的,就等于大白宮,廣義的白宮,狹義的說在另一個樓里面,在那個樓里面,召開了一場批斗會,群情激昂,指責美國總統克林頓,說你法發瘋了,用我們的話,你出賣了美國人的利益,中國方面已經非常的誠實了,有誠意了,你還不接受,克林頓受不了了,打電話給我們總理,說你能不能回來一下,對不起我們的總理已經到了MIT,已經到MIT演講去了,好馬不吃回頭草,哪有這個慣例,哪有說國際訪問,到了另一個城市,還要回過頭來跟你談,沒那么回事。
這個例子,我不是說中國美國誰對誰錯,我只是講一點,就是跨國公司的作用是很大的,今天不一樣了。
今天跨國公司對中國什么態度,有幾個人,有幾個跨國公司,公開支持,替中國講話了,匯率問題,匯率爭議上有幾個跨國公司跑到美國國會上作證了,跨國公司實際上就是人民幣匯率不大幅度升值的一個受益者,他為什么不出來進,他變了,他知道你中國現在發展的,中國到了新的發展階段了,中國的很多企業,逐步逐步起來,你跟跨國公司可以競爭了,很多企業確實比跨國公司競爭力強了,尤其是互聯網企業,互聯網企業跨國公司沒一個成功的,我這個進的過于概括了,事實上你看有幾個成功互聯網企業,都是中國的企業,所以這個國際形勢在變化,這是一個新的輕視,所以第一個我講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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