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

　　作者：項兵(長江商學院院長)

　　2011年的世界令人唏噓。在膠著、動蕩與惴惴不安中，世界發生了很多改變，而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將對未來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在經濟領域，歐債危機和美國信用評級下調牽動了每個人的神經。多數觀點認為，這些事件可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副產品，是經濟衰退與再次增長交替過程中必然經歷的周期性陣痛。

　　然而，從哲學角度講我更認為，2011年世界所經歷的種種震蕩，預示著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深刻的結構性變革已經開始：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奉行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當前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矛盾，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著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雙重考驗——我們可能到了需要重構政企關系的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西方的繁榮與結構性矛盾

　　"二戰"后，西方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其成功主要是依賴于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

　　從政府層面看，私有產權的至高無上，新聞自由、維護人權、民主和法治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三權分立體制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衡。通過強調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原則，盡可能實現機會均等，打破階層固化，使"美國夢"的實現成為可能。

　　在企業層面，私有產權保護促成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大企業則承擔了很多的社會責任，其最大貢獻之一是為社會打造了一個中產階層占大多數的社會結構。

　　在個體層面，自由與平等的制度安排促成社會群體發自內心地對公共事務關心與關愛。過去兩年，我出任美國最大慈善機構"聯合勸募會"(United Way)的全球理事，切身感受到在美國社會中，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富商，或是普通老百姓，對社會的關愛程度及對公共事務參與意識都非常高——捐助財富、奉獻時間及其他才華。可以說，多年來西方社會形成了一個相對良性的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系，而這構成了近年來西方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的基石。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民主化所推動的社會深入變革，西方所代表的、具有"歷史終結"意義的社會模式面臨著空前的挑戰。

　　第一大挑戰，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在諸多發達國家到達難以為繼的程度。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都希望維持現有的福利并夢想爭取到更多福利，任何緊縮的財務政策都可能招致選民的不滿而使政府更迭。2011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四國政府就因呼吁實行緊縮政策而被顛覆。今天，像撒切爾夫人那樣鐵腕，為了國家利益有勇氣與膽識做出不受公眾歡迎的改革并推動實施的西方領導人已經很少見。在我看來，西方社會在民主制度下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的壓力非常大。

　　第二大挑戰，在信息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愿意從政的西方社會精英逐漸減少。因信息民主化而帶來的高透明度，許多仁人志士都表達出不愿意從政的意愿。可以預見，尼采擔心的民主制度會演變成"二流"人才治國的情景正一步步顯現出來。至少我們觀察到，西方社會離精英治國的夢想是漸行漸遠。

　　第三大挑戰，經濟貿易投資全球化與政治本土化的矛盾。如今，西方民主與政治主要是一種本土化的制度安排。在過去，美國政府只需管制在美國經營的企業。而今天，經濟貿易投資全球化加上企業經營全球化，本土化與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民主政治與全球化的經濟形態形成了嚴重對立。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深刻結構性矛盾可能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整個世界在短期之內很難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八國集團及G20的成立與組織協調也難以解決這個深層的矛盾。因此，這一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還可能引發一系列新的全球金融、經濟及其他發展危機。

　　第四大挑戰，實踐證明，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解決不了收入和財富不均的問題。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不斷降低，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目前，美國1%的最高收入者獲得了20%的社會收入，而這個數據在上個世紀70年代為8%。2010年美國基尼系數為0.45，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收入和財富不均導致中產階級在減少，這種長期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北歐和日本相對比較好)。找不到解決辦法，公眾會更加不信任政府，社會發展可能進入惡性循環。

　　從倫敦騷亂到占領華爾街，2011年發生在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運動充分暴露了其社會內部日益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是難以通過現有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組合解決的。我認為，西方可能需要一次洗心革面的社會大變革與制度重構。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西方可能需要構建新一代政企關系，以實現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發展。

　　中國的挑戰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成就有目共睹，這些成就的取得建立在我們的一些獨特優勢基礎之上。特別是在協調政企關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層面，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體制有著明顯的差異。

　　第一個優勢，中國做到了精英治國。這或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而優則仕"的影響有關，也可能是政府權力較大而具備吸引人才的強大優勢。

　　第二個優勢，中國實行層層提拔的干部提升機制。官員通常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有較好的宏觀和微觀管理意識。美國制度可以出現"里根式"(從演員到總統)的領導者，盡管里根被看做是非常優秀的總統，但我認為其成功是個案，不具有普遍規律性。

　　第三個優勢，政府權力相對集中形成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大項目管理方面做得非常優秀，從北京奧運到上海世博，其成功都是空前的。此外在抗震救災、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表現出中國政府較為出色的重大項目管理能力。

　　在肯定這些優勢與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充分認知到政府權力集中或過大也會產生眾多的矛盾與問題。

　　政府層面，首先，權力尋租會扭曲財富的合理分配。政府直接高度參與資源配置就會產生初次分配不均的矛盾，經濟發展越快，初次分配不均的矛盾與后遺癥會越明顯。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97年的0.37增加到2010年的0.52。可以說，中國社會財富不均到了需要高度重視的時候。未來5~10年，中國需要重新平衡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其次，"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使經濟取得快速發展，但部分政府有時可能過于重視大項目及面子工程，對社會福利和民生改善投入相對不足。

　　目前，中國還沒有找到一個能有效制衡政府權力的體制。在現有的體制下，各級政府和大型企業很容易因利益關聯而走到一起。政府需要大企業，大企業也需要政府，一不小心就會形成政企"共謀"，"官商越走越近"的趨勢是難以逆轉的。

　　企業層面，與發達國家的優秀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有較大差距，表現在打造偉大商業機構和培育中產階級的實際效果甚微。過去十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逐年遞增，但以國有壟斷企業為主，匱乏偉大的商業機構。中國經濟的造富能力很強，在打造中產階層成為社會主流方面進展緩慢。我希望，中國能誕生一批具有士大夫情懷的企業家。像華為(微博)的任正非一樣，自己并沒有成為中國的頂級富豪，卻給了員工世界級工資待遇，在華為給中國及世界培育了近11萬中產階層員工。

　　社會個體層面，只有每個社會個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我們社會才有可能和諧。在現時中國，無論是富有階層還是普通群眾，應發自內心地懷有感恩之心和包容心態，公平、公正地看待社會發展。企業家們不僅要致力于將企業打造為偉大的商業機構，承擔為國家培養中產階級的重任，同時還應大行善舉，在向社會回饋財富的同時，奉獻更多的時間與經驗，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新一代政企關系

　　今天，"華盛頓共識"已經崩盤，美國學者福山在"歷史終結論"中提出的所有利益的平衡漸成幻影。面對各國所遭遇的種種困境，構建新的政企關系已成為一個新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世界性發展議題。我認為，新一代良性政企關系的基本框架思路是，要有效遏制"政企共謀"，實現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發展。

　　具體而言，在政府方面，首先必須建立一套有效制衡政府權力的機制，同時也要確保實現精英治國。實現這種"忠孝兩全"的機制具有挑戰，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第二，盡量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政府應更多關注民生，建立更為完善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公費醫療、 免費大學教育、退休保障等社會主義的必備福利項目)。第四，政府還要盡可能為打破階層固化提供條件，使"中國夢"也成為可能。第四，尋找和諧社會與大風流創新之間的平衡。日本基尼系數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社會可謂超級和諧，但這種超級和諧可能扼殺了大風流創新，在日本難以產生谷歌(微博)與臉譜這些引領全球的大風流創新。如何在和諧社會中培養大風流創新的精神，是每個國家在未來都必須面對的大課題。

　　在企業層面，要超越造富，更多地關注如何打造偉大的商業機構和培育中產階層。企業家與商人不僅要認真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好，同時要關注為什么做生意。如果企業將做生意的目的局限為追逐財富、發財致富、光宗耀祖，商業行為就可能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由此可以產生一系列的食品和藥品安全問題。我們要注意到，諸多中國企業的這種價值取向問題已成為中國威脅論的一個主要話題。

　　在和諧發展層面，要實現可持續性發展，要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古希臘文明到基督教，西方主流哲學思想是以人為本，人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種理念可能是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及環境急劇惡化的一個重要推手。我們先哲的"天人合一"理念，可以用來重新界定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因此我認為，在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個巨大挑戰的今天，"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成為未來新的普世價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先哲的智慧可以為人類未來發展之"道"做出重要貢獻。

　　2012年到來了，作為新年寄語，我提出"新一代政企關系"的思考，與所有長江人共勉。我希望，面對未來我們要有著足夠的勇氣超越成功的"自我"，站在月球看地球，重新規劃社會未來的發展藍圖，并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貢獻我們的才智，承擔起我們應負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