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商業機構與打造中產社會

　　作者：項兵(長江商學院院長)

　　1999年，英國人胡潤聯手《福布斯》雜志發布第一份“中國百富榜”，這是第一個反映中國富豪財富狀況的榜單，后來被一些學者稱為中國商業史上“重要而有趣的觀象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財富積累的縮影之一。此后10余年，中國經濟創造富豪的速度和規模空前加快。各類富豪榜相繼出現，而上榜富豪大多是近幾年來異軍突起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突然暴露在公眾面前的巨額財富，令人震驚。

　　從2005年到2010年，五年間胡潤富豪榜前300位富豪的平均身價由31億元人民幣上升至104.8億，其個人資產平均增長3.38倍。2011年，在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中，中國內地有105人上榜，上榜富豪人數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個上榜富豪數量超越百人的國家。依靠強勁造富能力，中國當仁不讓成為“全球最盛產富豪的地區”。我相信，未來十年仍是中國經濟“造富”的黃金時期，“造富”功能將會超越過去十年。剛出爐的財富500強排行榜，69家中國企業入圍，第一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多。這都是中國經濟發展與國力強盛的一個見證，是可敬可賀的事情。

　　毋庸置疑，誕生一批富商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中國經濟發展與民富國強的一個先決條件。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不應該止步于此，面向未來，為了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與穩定，我們必須更多地關注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實現和諧社會的一個先決條件是要在我國打造一個中產階層占大多數的社會結構。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社會結構最容易因失衡而震蕩。很多社會學、經濟學學者提出構建“橄欖型”社會，即構建“富豪與權貴、窮人與弱者”這種兩頭人群只占少數，中產階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結構。當中產階層占據社會主流時，這個社會就相對趨于穩定與理性。高度重視培養中國的中產階層，進而形成“中產階層社會”，這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所在。

　　我認為，要真正實現這一重大轉變，政府與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偉大商業機構的打造。這些超越家族的商業機構首先給其員工帶來世界級的收入，同時也給股東帶來世界級的回報。從這個角度來說，偉大商業機構對社會的一個核心責任就是為社會打造中產階層。

　　中國目前的財富分布與分配

　　據中國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0年中國擁有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個人，規模達到50萬人，比2009年增加22%。報告稱之為“高凈值人士”，其占全國人口比重約為0.03%，在2008－2010三年間，這部分人群擁有的財富占全國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08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24%，預期2011年將提高到25%。

　　與此同時，反觀中國貧困人口的現狀：按照中國政府設定的貧困線每天0.63美元計算，中國現有1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聯合國的標準，赤貧(extreme poverty，收入＜1.25美元/天)及相對貧困(relatively poor，收入＜2美元/天)，中國目前有2.54億人處于赤貧水平，約占全國總人數的18.95%。

　　而中國到底擁有多少中產階級，這是近年來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迄今尚無定論。波士頓咨詢公司2010年11月發布研究報告稱，中國中產階級及富裕消費者數量在未來十年內將從現在的1.5億增長到4億以上，該報告中所定義的中產階級及富裕消費者是指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消費者。

　　經濟發展形成的財富分配失衡現象一目了然。作為繁榮的一個代價，財富的鴻溝已經導致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隔膜，并可能引起社會動蕩，這樣的危機在很多國家并不陌生。如何解決財富分配失衡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解決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是中國當前與未來轉型的一個關鍵。

　　日本全民中產社會的模式與經驗

　　將目光投向鄰邦日本，我們看到另一種現象：“失去的十年”令日本陷入長達十數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日本社會仍然秩序井然，國民幸福感并沒有因此減退。其原因之一，在于上世紀80年代，日本已經進入全員中產階級時代，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穩定劑，具有緩沖貧富分化、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功能。中產階層的專業性與高收入特點，使其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優勢資源和“助推器”。依賴個人努力和奮斗改變命運的中產階級也是社會奮發向上精神的實踐者、捍衛者，這種價值觀將推動社會進入良性軌道。中產階層相對比較理性、平和、專業，不容易被街頭運動所煽動。

　　日本是在短短30年間形成全民中產階級社會的。日本政府在上世紀60年代啟動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是形成這種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推手。日本政府當時定下的目標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推動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得以實現的一個核心力量正是當時日本借勢而生的一批偉大商業機構。在從1955年至1985年的30年間，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由大財團推動的一大批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公司初具雛形，豐田、本田、佳能、松下、東芝、索尼、NEC等一批日后的世界級企業已在全球嶄露頭角。這些企業在70年代中期，開始向資源能源節約型、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模式轉變，促進了日本由“貿易立國”向“技術立國”的成功轉型。

　　這一時期，許多日本大型公司開始提出“提高員工收入，培育中產階層員工(國民)”的企業目標，這些企業所倡導的“中產階層員工”對于之后日本形成“全員中產階層社會”可謂居功至偉。這種價值觀使企業將員工收入增長計劃作為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并形成了之后日本公司獨特的職場模式，其主要特征為“終生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的結果是，十年間日本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計劃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1970年該計劃完成時，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此后，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形成了“全民中產社會”，有90%以上的國民進入中產階層。尤為重要的是，日本企業在參與全球競爭中以精細和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抵消提高員工收入而增加的成本。

　　從1955年至1985年，這30年恰恰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前15年其GDP平均增長率為9.7%，之后15年保持約4.1%增速。 但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日本社會避免了貧富分化過大的現象，日本的基尼系數在1980年為0.265，1990年為0.295，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最低的，即收入差距最小，中產階級最多，社會發展相對比較公平公正。即使在2000年之后日本基尼系數變高，但相較美國、英國仍然較低。

　　中國偉大商業機構的培育與中產社會的形成

　　最近亞洲開發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50年，亞洲將重現歷史上輝煌，可能再次成為全球領導者，以市場價格衡量的GDP將占到全球的51%以上。但如果亞洲主要經濟體印度、中國和東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將是第二種不好的圖景，即亞洲GDP屆時將達到全球的32%，歐洲占26%，北美占23%。

　　亞洲開發銀行將第一種美好圖景稱之為“亞洲世紀”。而走向“亞洲世紀”的重要基礎之一是，中國、印度以及東盟國家必須意識到，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存在的貧富分化問題不能再以當前速度惡化下去。

　　消除貧富分化，締造中產社會，這是亞洲乃至全球經濟與社會向前邁進的重要溝壑，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政府應當意識到這是當前中國轉型過程中應該倡導的目標之一，政策制定者需要圍繞這一目標在宏觀層面有所調整、有所鼓勵；其次，中國必須誕生一批超越家族的偉大商業機構，這不僅僅是通過簡單的財富累積就能達到的一個目標。通過中國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數量、中國企業全球融資紀錄的突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已擁有一批可以躋身于世界級企業的雛形公司，他們將成為打造中產社會的中流砥柱。遺憾的是，至今，許多中國公司并沒有像日本企業那樣普遍意識到“培養中產階層”應該成為公司社會責任的一個核心。我們對此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需要做的還很多。現在諸多企業熱衷談社會責任，在我看來很多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解讀可能是不夠全面的甚至是有所偏廢的。無可置疑，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企業制度在界定企業責任方面有不同的側重，比如，美國企業以股東利益為上，日本企業則是以員工利益為本。美、日偉大商業機構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為社會打造了一大批中產階層。

　　所以在這里我特別希望大家更多地關注華為。在談到華為時，大家關注比較多的是華為的民族品牌、核心技術與技術創新，及其在全球主流市場主流行業的突破，但我認為同樣重要甚至對轉型中國意義更為重大的，是這家公司所展示的“中產階層模式”。

　　通過員工持股制度，華為61457位員工(約占員工總數64.69%)，持有華為98.58%的股權，憑借高額股權分紅及行業內領先的薪資標準，華為成為中國收入最具競爭力的公司之一。以其薪資初步估算，在華為工作五年以上的員工將按部就班進入百萬富翁行列，其員工收入遠遠高于當前任何中國中產階層標準。

　　回溯華為等企業的發展史，難以忽略的是企業創始人價值觀對企業的巨大影響。根據公開資料，任正非在華為持有的股權比例僅為1.42%，作為一位始終掌控公司命運并推動公司前行的創始人，其持股比例之低，在同類中國公司中實屬罕見。任正非沒有使自己成為中國最頂尖的富豪，卻將華為大批員工送進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行列，創造了近乎“全員中產”的公司紀錄。

　　華為模式對中國制造業轉型與升級意義重大，而一批中國新興產業領域的企業也是創造中國中產階層的源頭之一。不可否認，具有資源壟斷特征的國有企業也是今天誕生中產階層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因其具有不可復制的諸多特殊性，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創造全員(大批)中產階層員工的企業大多從事利潤較為豐厚的高附加值產業，他們或者在全球主要市場、主流行業有一定競爭力，或者憑借其獨特性在全球形成特殊競爭優勢。這些企業有能力為員工支付較高甚至世界級的收入，他們將培育中產階層作為企業追求的目標之一，他們中的一些公司甚至會采用大面積股權激勵模式，使員工與公司形成“利益共同體”，最大程度地激發員工實現個人價值，從而實現企業價值。

　　華為代表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而不斷推陳出新的互聯網新興產業尤其如此。一批中國的新興互聯網IT公司，因為推行員工持股，上市后批量創造了百萬富翁員工。這兩大領域是過去十年來中國一個重要的陽光財富創造地。技術型、知識型的中產階層員工創造了這一結果，而這些優秀企業是推進中國中產階層誕生的一個中間力量。

　　中國的領袖企業、龍頭企業，需要建立世界偉大商業機構所共享的一個價值取向，即以“提高員工收入、培養中產階層員工”為企業的一個核心責任。這可能是中國制造升級，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基礎所在。在這里我特別要呼吁的是，在我們贊美中國經濟強大造富功能的同時，我們要更重視那些以“培養中產階層員工”為核心價值觀的企業和企業家，他們應該成為今天中國社會最受公眾尊敬的人群；而對于轉型中的中國來說，政府與社會各界需要高度重視的是，如何制定更好的政策，創造更好的環境來培育并發展一大批卓越的、超越家族的，能夠創造大批中產階層的偉大商業機構。

　　這些偉大商業機構的誕生是中國構造和諧社會、民富國強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中國攜手亞洲走向以亞洲為領導者的“亞洲世紀”美好圖景的一個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