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微博)

　　凱恩斯(微博)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的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政府可以并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 “相機抉擇”。弗里德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并引用數據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雖沒有明確地將“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但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

　　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假設已決定了結論。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后，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場。

　　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過于松寬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

　　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根據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說法，繁榮期的盈余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么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于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愿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邏輯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動物精神”，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個人的非理性沖動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后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后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布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

　　如果將邏輯的一致性再推進一步，假設政府是帶有“動物精神”的理性經濟人，如消費者和廠商一樣，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數而不是社會福利，傳統的部分均衡或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就不適用了，政府成為市場博弈的參與者。消費者、廠商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結果不是帕累托最優的瓦爾拉斯均衡，而是次優的納什均衡。盡管不是最優，這一結果并不能給政府干預論者帶來任何驚喜，因為在這個博弈論概念模型中，政策已經內生化，成為政府在博弈中的策略變量。若想從系統外部改變現有納什均衡從而實現帕累托改進，人們只能改變游戲規則，這就涉及到制度和制度變遷。雖然制度超出了傳統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我們感覺到，這兩個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將會是富有成果的，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宏觀經濟學。

　　政府的動物精神和利己動機不僅是邏輯一致性所要求的，而且一再被政策實踐所證實。我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措施就很難說是完全理性的，倉促之中推出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帶有明顯的犧牲長期經濟健康以追求短期經濟指標的痕跡。

　　(本文節選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作者自序，該書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