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實施積極宏觀政策保增長的同時，需明確應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與內生性增長，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長；是準入公平與鼓勵競爭的增長，而不是維護壟斷前提下的增長；是品質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長，而不是質量低下和運營粗放的增長；是穩健與可持續增長，而不是失衡累積難以持續的增長。

　　10月底“朗潤預測”匯總25家宏觀機構對我國4季度GDP增長率預測值為7.8%，顯著高于3季度7.4%實際增速，顯示學界相信“宏觀回暖在年底”。不過即便預測應驗，仍難改宏觀經濟經歷減速調整的基本事實。

　　在一攬子刺激政策拉動下，我國GDP同比增長率在2010年1季度達到11.9%高位，此后總體呈回調走勢至今。今年前3個季度經濟增速持續走低，分別為8.1%，7.6%和7.4%。從預測值與實際值偏差看，今年前三季度“朗潤預測”連續三次出現預測高估誤差，顯示目前經濟減速具有某種“超預期”特點。

　　經濟增速減緩有三個原因

　　為什么我國經濟出現持續減速態勢？外部環境影響無疑是重要原因。近年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因各自結構原因低速增長甚至瀕臨衰退，使我國出口需求增長受到抑制。

　　不過分析大國經濟基本表現特點，更應從自身環境和內生因素方面分析根源。從國內看經濟增速減緩有三個層面根源。

　　一是長期原因。中國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正經歷峰值期并將趨于下降，加上年輕勞動力供給增量趨于減少，會逐步對潛在供給增速產生某種收斂作用。另外隨著中國與發達國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縮小，也意味著潛在后發優勢發揮空間逐步收窄，制約潛在供給增速。

　　長期結構因素變動，可能已使中國潛在增長速度從早先兩位數高位收窄到一位數水平。雖然難有精準估計，考察國際比較經驗以及學術界主流看法，結合觀察我國經濟近年基本宏觀經濟指標組合表現，有理由推測目前長期潛在供給增速應已從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二是周期原因。調整上一輪景氣周期累積矛盾與失衡因素，客觀要求一段時間減緩經濟增速。例如中國央行總資產世紀初十年從3.83萬億元增長到26.9萬億元，共增長六倍。同期廣義貨幣M2從14萬億元增長到73.4萬億元，共增長4.2倍。然而同期我國實際GDP增長約1.7倍。貨幣擴張過快，伴隨經濟增長偏快偏熱，通脹壓力揮之不去，資產價格間歇飆升等失衡現象。經濟適度減速對調整宏觀金融過度擴張累積矛盾具有必要性。

　　三是短期原因。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以及國內經濟快速下滑形勢，2008年底我國出臺一攬子刺激經濟措施，對穩定當時就業形勢與助推宏觀經濟2009年2季度開始V-型回升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刺激措施畢竟是通過透支未來收入與需求發生作用，好比采用激素治療方案后患者身體會有一段時期出現不適癥狀一樣，刺激措施“功成身退”后會由于“透支回補效應”派生經濟減速現象。

　　例如我國刺激政策包括2009-2010年對汽車業提供降低購置稅和下鄉補貼，刺激我國汽車產銷量從2008年965萬輛和936萬輛，分別躍升到2009年1420萬輛和1362萬輛以及2010年1875萬輛和1804萬輛，兩年產量累計增幅高達94%。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已居世界第一。常識告訴我們，中國這樣汽車大國市場供需長期增速不可能總是維持在30%-40%超常水平。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兩年井噴式增長對汽車未來供需潛能大幅透支需要減速回補，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產銷量增速雙雙劇降到1.8%，今年上半年銷量增速為2.9%。另外刺激政策推動鋼鐵業反彈、地方融資膨脹、房地產擴張，這些領域也都發生后續透支回補效應。

　　需告別傳統調控模式

　　應對目前經濟減速形勢，需告別“刺激經濟保增長、行政干預抑通脹”調控模式。應在繼續目前溫和寬松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基礎上，趁勢實施經濟調整方針，著力推進關鍵領域改革，為新一輪自主性景氣增長到來積極創造條件。

　　目前經濟增速低于潛在長期供給增速，需要實施溫和寬松的宏觀政策以避免經濟增速過度下滑。近來中國政府實施的積極審慎的穩增長保增長政策，大體符合溫和寬松政策范疇。最新數據顯示的宏觀經濟明顯企穩回升動向，說明前一段溫和寬松的穩增長措施正在產生預期效果。

　　在實施逆周期宏觀調節政策的同時，需總結過去十余年宏觀調控實踐經驗與教訓，對開放型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政策的功能、目標與定位加以反思，針對轉型期宏觀失衡現象的深層體制根源進行調整改革，使短期總需求管理政策與長期結構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與動態協調。

　　當我們實施積極宏觀政策保增長的同時，需明確應�；蛄η蟮氖亲灾餍耘c內生性增長，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長；是準入公平與鼓勵競爭的增長，而不是維護壟斷前提下的增長；是品質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長，而不是質量低下和運營粗放的增長；是穩健與可持續增長，而不是失衡累積難以持續的增長。宏觀政策基本功能應回歸調節總需求，不能指望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所有深層結構問題。

　　政策重心應轉向“調控”與“改革”

　　要創造新一輪自主性、內生性與可持續的景氣增長，就必須把政策思路與重心轉變到調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層結構問題和理順機制方向下工夫，為宏觀景氣增長奠定微觀行為基礎。中國改革議程千頭萬緒，從培育自主性景氣增長基礎要求看，以下幾方面改革議程具有特殊意義。

　　一是要深化農地制度改革，引入新規范使小產權房逐步有序合法化，完善市場經濟基本產權制度。二是擴大民營企業準入，減少政府對投資核準與審批范圍，力推企業減稅減負改革，給企業家能力發揮創造更大空間。三是加快深化匯率與利率體制改革，創建與開放性大國經濟需要相一致的現代宏調架構，并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資產泡沫創造體制條件。

　　注：“朗潤預測”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CMRC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實施的一個子項目，內容主要是邀請協調國內主要宏觀經濟分析預測機構對我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提供季度預測。從2005年4月開始，至今已發布30次“朗潤預測”。共有20多家特邀機構常規性參與“朗潤預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網頁“CMRC中國經濟觀察”欄目提供歷次“朗潤預測”數據。

　　作者簡歷

　　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盧鋒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我國開放宏觀經濟、農業經濟等方面。他提出并系統闡述“產品內分工”概念，并以此為理論視角觀察解釋中國經濟開放成長的經驗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