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稱，日本人均收入等指標達到最發達國家水平，標志日本經濟總體置身或逼近全球產業與技術前沿位置，于是早先利用后發優勢追趕實現高增長的驅動力漸趨式微。以下為全文。

　　戰后日本在戰敗國廢墟上重啟經濟追趕并獲意外成功。然而在人均收入等基本發展指標完成收斂后，受人口老化與文化封閉等超長期結構因素制約，日本經濟進入一種漸趨消停的“低增長穩態”。流行觀點言必稱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長期快速增長，然而這個潛在認識前提有待商榷。如果說日本經濟過去20年表現令人失望，這一狀態本質上應是日本長期經濟社會結構性條件使然，其政策得失僅發生相對次要影響。日本經濟未來有望繼續維持“低增長穩態”，構成目前全球經濟減速的特殊局部。

　　“失去的N年”之類流行表述，大體指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總量和人均量等指標相對早先高增長時期增速降低甚至失速現象。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際增長率呈顯著下降趨勢并經常發生負增長，1991-2011年間年均增長率不到1%。日本名義GDP從1991年458.3萬億日元緩慢增長到2000年511.5萬億日元，此后便在波動中呈現緩慢下降趨勢，2011年只有468.4萬億日元，在間歇性通貨緊縮背景下二十年名義GDP近乎零增長。

　　不過要知道，日本經濟增長失速發生在人均收入等基本經濟指標完成對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參照國成功收斂之后。用匯率折算，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GDP從1960年469美元增長到1995年3.69萬美元。日本相對美國人均GDP比率1960年為16.6%，1987年第一次超過美國，并在日元匯率超調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達到美國一倍半。上世紀90年代后日本經濟增長失速，美國則先有互聯網革命快速增長，后有世紀初房地產-金融業泡沫化增長，加上日本匯率升值趨勢不復存在，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收入相對美國下降，最低到2007年只有73.8%。近年由于美國經濟衰退和日元匯率變化，日本相對人均收入有所上升，2011年回升到94.5%。

　　日本人均收入等指標達到最發達國家水平，標志日本經濟總體置身或逼近全球產業與技術前沿位置，于是早先利用后發優勢追趕實現高增長的驅動力漸趨式微。日本問題癥結在于，進入全球技術產業前沿后，由于自身內在難以改變的深層結構特點，缺乏在高收入階段持續較快增長潛力，派生長期經濟增長減速甚至近乎停滯格局。從日本經濟與社會基本面條件不利于前沿創新要求角度看，與其把日本經濟過去二十年增長低迷看作是光陰“丟失”，還不如說是進入高收入階段后呈現的一種“低增長穩態”合規律現象。

　　處于后進追趕階段的新興經濟體，與已完成轉型或追趕的發達經濟體比較，其長期潛在經濟增速以及增長實現機制，都存在實質性差異。后進國家能夠借鑒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演進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發優勢實現較快技術進步或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快速成長提供可靠驅動力。已達到人均高收入發達國家謀求較快增長，則需更大程度依靠產業技術前沿發明創新提供支持。由于前沿技術進步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因素制約，最終能夠對產業結構提升發揮實際作用的技術進步速率較低并且成本較高，因而前沿國潛在供給長期增速較低。

　　發達國家要保持較快增長，更需要一流大學與科研機構提供原生性(original)研發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廣納優秀人才的開放與包容的社會條件，更需要允許和鼓勵個人潛能發揮與個性張揚“冒尖”的價值觀與文化氛圍，更需要能有效激勵企業家創造能力的制度環境，更需要把思想、創意和發現轉化為大規模產業的高效資本市場與金融系統，也更需要在經濟系統“創造性毀滅”嬗變中具有較強調整能力的企業制度。

　　但是比較而言，日本與這些要求幾乎可以說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團隊、輕個人，重內聚、輕開放，流程管理強、理論思維弱，模仿創新強、前沿創造弱等方面特點。這些“文化基因”層面特點便于日本發揮后發優勢并利用當年冷戰環境快速追趕，成就戰后大國經濟崛起的奇跡。然而同樣文化稟賦條件不利于日本在技術產業前沿開拓與創造，因而在躋身主要發達經濟體后呈現“低增長穩態”現象并不奇怪。

　　觀察兩個可量化指標有助于加深對日本“低收入穩態”形成機理認識。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齡化，從根本上制約經濟潛在增長速度。二是日本資本形成早已呈現負增長趨勢，導致日本資本存量進入停滯甚至下降通道，構成解釋日本長期經濟增長失速的關鍵宏觀原因。

　　數據顯示，上世紀50-60年代戰后經濟追趕初期，日本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只有5%-6%。人均收入較低與人口結構年輕，構成經濟后進國家發揮比較優勢和后起直追的有利條件。然而日本經濟追趕同時人口結構也快速老化，到1992年人口老齡化比例已超過13%，比戰后經濟起飛初始階段比例值超過一倍，2011年老齡化比重已高達23.3%。人口結構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產生長期抑制作用。

　　經濟發展理論高度重視固定資本形成對長期經濟增長支撐作用。雖然在觀察當代經濟增長，可見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積累等因素推動作用更為彰顯，但是固定投資長期走勢對經濟增長仍具有不可替代解釋作用。例如，當代信息革命是重大技術進步，勞動者具有全新的信息獲取與處理手段代表了人力資本提升，這些對當代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促進作用。然而“知識性經濟”增長效應實際發揮，不能脫離IT硬件條件以及全社會范圍在電腦以及相關基礎設施領域大規模投資。由于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通常不會以純粹形態獨立存在，而是不同程度與固定資本以相互協同與補充方式發揮功能，因而固定投資與資本存量等可量化指標仍是理解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解釋變量。

　　日本上世紀90年代后投資增長乏力并經常出現負增長，構成“低增長常態”的重要背景條件。數據顯示，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資本形成增長率呈現波動下降趨勢。進入新世紀后多數年份資本形成出現負增長的萎縮態勢。用1990年不變價衡量，日本資本形成1996年達到15.3兆億日元峰值，此后呈現波動下降趨勢，2011年只有11.6兆億日元，比15年前峰值下降24.8%。

　　過去20年前后投資增長率與絕對規模雙雙下降，導致上世紀末以來日本資本存量長期增勢明顯趨緩，近年甚至出現絕對規模下降動向。我們初步估測的日本實際資本存量數據顯示，2001-2008年間日本實際資本存量增長不到5%，2010年實際資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個百分點。一國資本存量是社會生產函數的基本結構變量，在資本存量成長停滯甚至趨于萎縮背景下，要想國民經濟長期高增長不啻緣木求魚。

　　人口結構與資本存量從潛在供給角度提示日本經濟長期增長乏力根源，另外投資疲軟不振還直接從總需求角度解釋“低增長穩態”。觀察支出法GDP構成可以看到，資本形成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在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高增長進入最后一波高潮時達到年均約2.5個百分點。上世紀90年代以后投資趨勢性下降，導致資本形成對GDP貢獻長期為負值：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資本形成對GDP增長年均貢獻值分別為-0.18%和-0.12%，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貢獻值分別為-0.28%和-0.47%。

　　進入“低增長穩態”后，日本經濟增長需求面驅動因素主要依賴消費與凈出口。數據顯示，1990-2010兩個十年間，除2000-2005五年外，其他時期消費與凈出口助推總需求增長效果都不同程度大于同期GDP實際增長幅度，說明同期日本經濟增長完全依賴國內消費與國外需求。以2005-2010年為例，消費與凈出口加總增長效果相當于GDP增長率1%，比同期GDP實際0.38%增長率高出一倍多。

　　日本進入“低增長穩態”后，其國際收支經常賬戶收入項增長構成國民總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數據顯示，日本經常賬戶收入項金額從1996年58060億日元增長到2007年高峰時的163720億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億日元。經常賬戶收入項盈余相對日本GDP比例從1996年1.13%增長到到2008年3.23%，這塊外部收入增長相當于同期GDP增長的大約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