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怡

　　在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伴生過程中，人類的經濟和社會得到長足進步，但同時又不斷引發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在新世紀的關口，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反身自問：到底經濟和經濟進步是什么？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會怎么樣？21世紀的經濟學應該研究什么？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經濟學之學——“經濟哲學”正成為當今的一門顯學。

　　經濟哲學就其本質來看，既不完全屬于哲學，也不完全屬于經濟學，而是哲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產生的、高于經濟學和哲學的一門新學科。經濟哲學主要關注兩類問題：合理評價各經濟學說研究范式及其經濟學概念；評判社會行為人（social actor）的行為價值。

　　經濟哲學的產生主要是由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決定的。因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從社會現象中剝離出來的，這些經濟現象因經濟學家的主觀加工而具備了兩種性質：一是具有與其他社會現象區分開來的相對獨立性；二是相對具有了對經濟現象進行描述的、客觀自在的性質。說它“相對”，是因為對經濟現象的剝離過程回避了其他社會現象，是經濟學家主觀選擇的過程和結果。這樣，經濟學便帶有先天的不自足性，而彌補這種先天的不自足性就需要多門社會學科的努力，哲學便是最能發揮彌補作用的學科之一。

　　在西方悠久的學術發展史中，哲學和經濟學大體經歷了合——分——合的歷程。在早期，經濟學和哲學實際就是融為一體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哲學家，他們的著述就是早期經濟哲學的經典著作。到了現代，西方經濟學主流逐步背離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學術精神，陷入了過分數學化的形式主義之中。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這樣的偏離，開始理性認識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的作用，并強調經濟學與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學理性良性循環。

　　我國哲學家張雄認為，如果將亞當·斯密建立起的古典經濟理論體系視作經濟哲學的發端，那么迄今為止，經濟哲學的歷史發展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那時的經濟哲學主要融入在道德哲學與古典經濟學之間的交流中。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和約翰·密勒（John Miller）。斯密提出經濟個人主義與道德自利原則的結合；而密勒主張經濟共同體精神與道德利他主義原則的結合。

　　第二階段是從19世紀初至70年代。此時的經濟哲學主要融入在歷史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交流中，主要研究特點是，對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和原理的解構與批判，學者們從政治經濟學領域外的問題研究著手，通過引入歷史尺度、價值尺度和政治尺度，來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提供社會綜合要素系統的理論根據。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

　　第三階段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這時候經濟哲學主要融入在經濟學方法論與哲學方法論之間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哲學為古典經濟學建構其理論前提和審視其范式提供邏輯工具。代表人物是德國新歷史學派領袖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邊際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門格爾（Carl Menger）。施穆勒直接強調歸納法在經濟學領域內的應用。門格爾則認為，經濟學若把歷史主義方法擺在不恰當的地位，必將使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陷于衰落的境地。

　　第四階段是從20世紀初至中葉，經濟哲學開始融入在經濟學與科學哲學之間的密切交流中，實質仍是關于方法論的討論。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20世紀沖擊經濟學的第一次思想浪潮來自科學哲學。一些經濟學家從方法論的角度深入研究科學哲學，提出了經濟學的本體論和價值論問題。證偽主義哲學家波普爾(Karl R·Pper)提出，必須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解釋為在“理性原則”在社會問題中的運用。這種解釋向傳統的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有必要排除所有不能簡化為微觀經濟學命題的全部宏觀經濟學命題。

　　第五階段從20世紀下半葉至今，經濟哲學融入在經濟學與現代倫理學之間的交流中。借助于諸如選擇、合理性、效用、福利等眾多現代倫理學范疇和原理，經濟學提出了關于社會秩序，經濟人，市場和政府失敗，市場、國家及道德范圍等等學術理論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被公認為是“集經濟學和哲學手段于一身，從道德范疇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

　　近年來，經濟哲學也是我國社會科學界探討的熱點問題之一，但與西方相反，經濟哲學在中國是發端于哲學界的呼喚。而面對當今的多元社會，處于巨大社會變革中的中國，改革開放、制度轉型等一系列棘手且復雜的深層次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這正需要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積極合作，從而，既為經濟哲學在中國的生存提供豐厚土壤，也為之提出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