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兩國的治理模式簡單粗放，對依靠軍事占據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軍事勝利不能轉為經濟勝利，軍事活動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消耗。

　　★文/陳抗行 任偉禮

　　伍子胥逃難來到吳國，吳國公子光(即后來的吳王闔廬)如獲至寶，將伍子胥奉為座上客——盡管此時已經進入春秋時代的晚期(公無前522年左右)，但吳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仍然乏善可陳，在地處中原的諸侯國眼中，與蠻荒之國的越國也差不多少：人口稀少，國用不足；政治上，還長期采取“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打起仗來，如同一群烏合之眾，一點戰爭藝術都不講。唯一可以說說的，僅僅是吳國鋒利無比的武器，如吳鉤，一種似刀，又非劍非刀的兵器，名揚天下。

　　在中原各諸侯國里，吳國的價值，僅在于牽制南方那個桀驁不馴的楚國。早在吳王壽夢二年(公元前584年)，晉國派大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傳授一些基本的用兵之術和車戰法，并向吳國灌輸中原諸侯國的價值體系。到此，吳國與楚國開始了長期的軍事對抗。

　　公子光即位之前，吳、楚兩國有史可載的戰爭有：公元前584年，吳國進攻楚國；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征伐吳國；公元前560年秋天，吳又征伐楚國，但被楚國打敗；公元前538年，楚靈王征伐吳國，同時吳國也進攻楚國，占了楚國三個城后離開；公元前537年及公元前536年，兩國戰火不斷，各有勝負；公子光自己也曾四次率兵攻打楚國——半個世紀多一點，吳、楚之間的戰爭發生了至少不下十次。

　　述說戰爭的目的，在于體會吳國經濟的壓力：這是一個以戰爭補充為基本導向的經濟體系。除了農耕經濟以外，吳國最著名的產業是武器制造產業，與民生無關，并受到官方管制——官方根據軍事項目的需求，直接采購原料、招募工匠，成批量生產。《吳越春秋》記載，干將、莫邪為吳國鑄劍，冶煉時有三百人“鼓囊裝炭”。

　　以戰爭與擴張為基本方針，導致的結果將極有可能是促成一個“軍需依賴型”的經濟體系。從自由市場“人力、土地、資本”三個要素觀點來觀測吳國經濟社會，人們可以發現，由于戰爭接連不斷綿綿無絕，自由市場持續發展的三大要素都遭到了破壞；相當一部分土地，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今天吳國占領，明天或許落到楚國手中；資本(即財富)大量消耗于戰爭——因而，盡管吳國地處太湖沿岸，有水澤之利，農耕經濟先天優越，但很難指望這個新興的實力派諸侯有多少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借伍子胥謀劃之力而即位的吳王闔廬，以及后來的吳王夫差，并沒有對吳國發展中的隱患做出必要的調整，政治基調仍然是軍事擴張，甚至是無節制的擴張。伍子胥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的作用，體現在引進了一批職業化軍事人才，如被后世稱為“武圣”的孫子，伍本人的軍事才能也很高。這些舉措對經濟秩序的意義，僅僅在于規范軍事項目，并在軍事活動中保證了較大的勝率，避免人力、物力的意外消耗。隨著伍子胥被吳王夫差所殺，孫子隱居，吳國的這一點點優勢都難以維持了。吳王夫差在與北部強國齊國的軍事對峙中，掏空了所有積蓄，以致為復仇的越國所乘。

　　越國復仇成功之后，再也沒有多少出色的表現，其強盛僅僅是曇花一現，很快地走向沒落。越王勾踐沿著吳國向中原擴張的路子示威性地走了一圈，很快就縮回去。之后的情況，大抵與吳國類似，越國陷入了與楚國、齊國長期對抗的泥潭里了，后為楚國所滅。

　　值得一說的是，吳、越兩國的治理模式簡單粗放，對依靠軍事占據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軍事勝利不能轉為經濟勝利，軍事活動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消耗：越國曾占領長江、淮河流域，卻因此無法管理而予以廢棄，結果被楚國占領。

　　回想當初勾踐“臥薪嘗膽”式的經濟管理，即最高級別政府直接介入一線進行運營，注定了勾踐和他的子孫們只能治理一個狹小的領地——領地急速擴大，對勾踐而言其實是一個管理的災難。勾踐式經濟管理，只能用來救急，是一種臨時的財力集中和調度。一旦實現目的，成功也就意味著心理疲倦——不可想象，勾踐將會保持原先的執政風格：他“鳥盡弓藏”、殺死功臣文種的同時，也失去了未來的方向。他不能從經濟生活中總結出一套能長久運行的制度。他的子孫，更無這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