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 青年經濟學家

　　吳老師《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一書的出版，適逢中國改革快走過三十年。書中就當下中國改革與發展進程中學界與百姓關注的諸多焦點問題進行了梳理與回答。讀過吳老師的這本文集，受到很多啟發。這里我僅就著作中涉及到的一些關系談自己的幾點想法。

　　第一，“第二種力量”與“第三種力量”之外的力量。吳老師很早就提出這樣一個擔心，即改革可能遇到來自社會上的第二種力量與第三種力量的阻撓。第二種力量是計劃經濟下的舊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愿意推進市場化改革，第三種力量是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希望繼續推進改革，而愿意在轉型期的混亂經濟體制下渾水摸魚。其實，我認為還存在另外一股力量：在改革過程中的體制外利益相對受損者。改革使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改革成績不容否認。但也必須看到的是，由于損益分布不匹配，一些人的確承擔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而受益相對較少，這部分人對于改革的熱情有所下降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每個人都只能從個人的切身利益的角度考量改革。2005年我曾經承擔了一個課題調查，共獲得有效數據10565份。在問到看到“改革”這個詞的第一反應時， “有些不以為然”、“有些抵觸”者的比例加起來為56%。列聯表檢驗表明，不同的職業身份與在看到“改革”這個詞時的第一反應有顯著的相關性。被調查者中的黨政官員、企事業中高級人員、其他類職業身份者在看到“改革”這個詞時的第一反應相對較多地表現為 “有些興奮”；而專業技術人員相對較多地表現為“有些不以為然”；離退休人員、失業下崗、農民工及無業者相對較多地表現為“有些抵觸”。我相信，在體制外利益相對受損者這股力量中彌漫著某種情緒，并不關乎學者爭論的“主義”，而只關乎利益。通過協調利益關系、實現改革成果共享，來重新調動這部分人對改革的積極性，是中國下一步深化改革更需要突出考慮的關鍵問題。吳老師在書中實際上也強調了改革的公正性。也正因為看到了這一問題，胡錦濤總書記曾強調，“差距擴大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如不妥善處理和逐步解決，勢必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456頁)。

　　第二，“口頭改革派”與真正改革派。吳老師在文集中提到了這樣一種人：借改革之名，不惜通過損壞老百姓利益來行利己之實。由此，我覺得應該對喊“改革”的人做出區分：“口頭改革派”與真正的改革派。真正的改革派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主張的改革就是吳老師著作中強調的，是既有效率又有公正的改革，改革的目標是富國強民，并且在改革中強調法治與秩序。這樣的改革者喊改革是有資格的。但是，的確也有一種“口頭改革派”，成天喊改革，但實質是因為只有改革才能激活他手中的權力，只有改革才能打通權力通往市場的通道，使權力可以“變現”，成為撈取個人或少部分人好處的工具。媒體披露出的一些國企改革中出現腐敗的案例，明明是少數人想化公為私，但無一例外地以“通過改革建立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作為幌子，此時“改革”甚至能成為他手中打擊異己的棍子。我曾到過一個城市，到處都在改制，到處都在建工程。但

出租車司機跟我說，“不改制，不建工程，那些人通過什么去撈��？”可以說，這些“口頭改革派”實際上是保守既得利益的保守派，與吳老師說的“第三種力量”基本是一回事。而我認為，對改革造成最大傷害的、甚至使得“改革”這個詞在某些時候倒了人胃口的，恰是這種“口頭改革派”。也就是說，是“口頭改革派”破壞了改革在一部分人中間的聲譽。如果真像吳老師說的那樣，“第二種人在公眾中有市場”，恰也是因為“口頭改革派”這所謂的“第三種力量”在公眾中的壞影響。

　　其實，吳老師提出建立法治市場經濟，針對的也恰是我上面說的“口頭改革派”利用轉型期制度真空為所欲為扭曲改革的現象。正因此，我個人認為，應該把批評的矛頭更聚焦于“口頭改革派”。而對于“大眾情緒”，則只能在“理解的同情”的基礎上再去引導。因為我們不能要求貼現率非常高的低收入者有長遠的眼光。而且，大家都在不遺余力地喊改革，而其中一部分人喊改革是“別有用心”，并不是真的要推動吳老師理想中的改革，這個時候，那些恰是基于現實中類似下崗、分流、削減福利這些具體改革措施來判斷改革的大眾，要區別開哪些人是真改革者，哪些人是要借改革之名維護或撈取少數人好處的假改革者，本身就很困難。

　　第三，理想的改革與現實的改革。仔細讀吳老師這本著作，我個人總結認為，吳老師在書中主張的市場經濟是“以自由保障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的市場經濟；而且還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以法治保障公正”這一思想在吳老師著作中的分量越來越重。這針對的是有可能破壞市場的兩種力量：一是壟斷，二是被濫用的權力。應該說，這是一種理想的改革。

　　但理想的改革與現實的改革之間有很大的距離�，F在我們習慣于把當下出現的問題都歸結為改革不徹底，但我有時會有這樣的迷惑：有沒有理想中的改革模式？有沒有徹底的改革？如果沒有理想的改革模式，無法見到徹底的改革到底是什么樣子，說所有問題都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個命題有沒有辦法證偽呢？這個問題與我們以前問的問題一樣。以前我們常說，計劃經濟出現了許多問題，不是因為計劃經濟本身有問題，而是我們沒有把計劃做科學。但問題在于，你見過真正科學的計劃？既然這樣，我們的確同樣應該問一問，當下出現的一些問題，真的與改革設計本身無關嗎？我看過一篇關于供暖改革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說，福利性供暖取消之后，在一些城市，老百姓的實際感受是：供暖時間短了，室內溫度低了，冬天難過了，一些貧困人口甚至成了“苦寒戶”。表面上看，財政掏錢少了，但整體供暖成本并沒有下降，

能源也并沒有節�。簽榱颂岣呤覂葴囟龋�有錢人開熱空調，普通人買電熱片，低收入者也被迫燒起了煤球爐。我的意思是，改革是一場偉大的試驗，必須承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因此，鄧小平當年就提出“允許試錯”的思路。不能以一個理想的模式去觀照現實的改革，然后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為“改革不徹底”。以前學界有人曾經批評計劃經濟是 “烏托邦”，認為市場經濟是 “反烏托邦”的。按波普爾的說法，“烏托邦”就是不惜代價按既定的理想藍圖施工，可能導致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求某個人或部分人為一個整體的方案而犧牲。我現在擔心的是，所謂“完全的自由市場”理想也有某種“烏托邦”特質。如果一定按這種理想的改革去施工，可能也會導致忽略代價。盡管吳老師在書中并沒有這樣的思想，但一些經濟學家還是表現出這樣的思想，因此才有“改革要犧牲三千萬老工人”、“MBO不規范，但符合改革方向”這樣的話，這都是按藍圖施工不計代價的表現。而我認為，只有立足現實，考慮到各種約束條件，出現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增強改革決策的科學性與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尤其是協調好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才不會在中國最后變成“反烏托邦的烏托邦”。

　　第四，自由市場經濟還是法治市場經濟。這個問題在吳老師著作中并不是問題，因為著作中說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市場經濟。但仔細一想并不那么簡單。自由市場強調的是限制權力介入的范圍，而法治強調的是權力介入市場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強調法治市場經濟比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更為重要。這是因為，首先，正如道格拉斯·諾思 (DouglassNorth)所揭示的，現代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前提，就是政府作為“強制執行契約的第三方”，必須足夠強大到有效保護契約。也就是說，現代市場經濟從來都離不開權力。所以，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當然，諾思也感嘆道，“在現階段，以我們現有的知識，還無人知曉如何創建這樣一個實體�！逼湓�因是，“簡單地說，如果一個國家(政府)一旦具有了這樣強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該國家(政府)的人便會利用這種力量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這就是有名的 “諾斯悖論”。如何既使政府有效又不會濫用權力，我認為就在于政府介入市場的方式。如果行政性與隨機性很強，自由裁量權大，不僅容易導致腐敗，而且會因其不能給經濟人穩定的預期而增加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而以法治的方式介入，既能保證契約被執行，又能防止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法治市場經濟比自由市場經濟更重要。其次，為了推進改革更好地進行，當下并不能簡單地強調“限權”。正如有人所說：對改革最大的威脅來自某些利益集團，建設法治市場經濟的威脅也來自某些強勢利益集團的阻撓，而無論是從理論上看還是從轉型國家經驗看，一個有公信力、有

執行力的強大中央政府，對于防止或打擊特殊利益集團必不可少，當然前提是有法治的約束。所以強調法治市場經濟不僅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征，而且對于保證改革有秩序地推進有更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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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