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辰

　　歐金倫敦投資有限公司特約經濟學家和投資顧問

　　在本欄上次的文章提及在英格蘭銀行今年發行的新版20英鎊紙幣上，人物頭像由現代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取代了英格蘭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斯密今天最受人注目的當然是他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被視為是競爭與市場力量概念的原創作品，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論著。不過，以筆者來看，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問題似乎更得到斯密的重視——《國富論》出版后只修訂了兩次，而斯密所著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卻修訂了五次，而且斯密直到死前三個月還在抱病做最后的修改和充實，可見道德問題在斯密這位“經濟學之父”心中的地位。

　　在斯密那個時代，“道德情操”一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就是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

　　斯密致力研究“道德情操”這個主題可以追溯到1737年他以出色的成績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出類拔萃的道德哲學教授哈奇森以淵博學識與高尚人格給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斯密的天資，把他介紹給了當時正在寫作《人性論》的哲學家大衛·休謨。1740年，斯密作為斯內爾獎學金的獲得者被推薦到牛津大學深造。在那里，斯密致力鉆研《人性論》等當代和古代偉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堅實的古典哲學與當代哲學的基礎。1759年4月，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論》。

　　在聽取了一些研究哲學的朋友們的意見后，斯密對《道德情操論》第二版做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即發展了有關公正的旁觀者的理論，明確提出良心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產物。此外，斯密加強了對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作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斯密論證了在經濟自由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能夠迅速地推動財富的積累，并圍繞這個中心，初步分析了當時英國經濟生活的基本問題，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從而確定了他經濟研究的總方向及其經濟理論體系的中心思想。因此，這次演講中所闡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后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雛形。

　　今天的全球經濟中，要求進行道德投資和企業的社會責任呼聲越來越高。而這一切，早已在斯密的預料中。在他看來，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然而，如何將道德引入其間，也是斯密畢生的追求。

　　250年前，在英國經濟迅猛發展之時，斯密曾滿懷熱情地呼吁政府放棄一切阻礙人們發財致富的政策，而采用順應和放任人類天性，激發和利用人人都有的自利動機來增進個人財富和社會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然而，斯密在觀察了英國社會產業革命30年后的情況，發現迅速富裕起來的英國人尤其是商人階級，道德腐敗愈演愈烈。曾認為財富與德性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良性關系的他，不得不承認通向財富和通向德性不是一條路子。這里的內在矛盾意味著現實選擇的困難，既不能要求人放棄財富而追求德性，更不能放棄德性而追求財富。不過，他或許希望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終都將達成相同的目標。今天許多世界富豪的慈善活動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

　　兩百多年過去了，在這個錢潮滾滾而“禮崩樂壞”的時代，筆者回國時發現，中國的各個階層似乎都有些彷徨，究竟該何去何從？當年斯密開出的藥方是兩個，第一，人的幸福感與外在的東西關系很小，錢多錢少無關乎快樂和幸福，內心的寧靜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個人都要喚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觀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他認為，無論貧窮還是富裕，做到這兩點就能夠培養起一種自制和自律的德性，才能克服虛榮、狂妄的心態。也只有這樣，我們才不僅有可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快樂，也有可能增進他人的幸福和快樂。

　　今天，中國人也開始關注商業社會中財富與德性的關系問題了。不久前，在中國環境保護史上發生了兩件引起世人極度關注的大事。一件是廈門市政府宣布投資海滄的PX(對二甲苯)化工項目緩建。另一件是太湖藍藻引起無錫市自來水發臭，無法正常飲用。

　　對一般中國人來說，都以為新鮮的空氣和清澈的水是最充分的、甚至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資源，但在PX與藍藻面前，兩大資源頓時匱乏，出現危機。今年8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四天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開始審議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在內的數部法律。該法系首次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審議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臺于1984年，曾在11年前有過第一次修訂，此番再次修訂，新增條款達26條，修改較大的條款24條，而該法原先只有62條，其調整力度可謂空前，意義非同尋常。

　　《美國商業周刊》不久前刊文說：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生態環境卻急劇惡化。如今，中國匯集了世界上最高濃度的煙霧、酸雨、河湖污染，以及最嚴重的森林砍伐和荒漠擴大。這和相關企業和政府追求片面GDP發展有相當大的發展。而此前，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世界銀行估計，中國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

空氣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水平的5倍。污染型增長的經濟代價非常巨大，但很難計算。世行報告估計，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價約為GDP的6%，即7810億元人民幣，但這還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當前不可持續發展對工業造成的未來成本。

　　無可否認，經濟發展必須受到法律和道德監督和制約，企業必須促進教育發展等社會行為。“君子好財，取之有道”——這句話反映了合理化或道德化的經濟學最原始的道理。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應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任何非法、非道德地“掠奪”致富都是對社會發展的踐踏。在先天不足的法律監督下，如果能有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變革，那是一種對社會的真正的責任感。

　　在中國，學界有類似“經濟學要不要講道德”、“倫理學要不要科學化”等方面的問題。在患得患失于效率與平等、發展與代價、經濟與道德、自由與公正之間的情況下，企業和政府了解一下亞當·斯密的理論，或許會有一些新的啟發。因為，如何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態下，進行道德投資和提高道德情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