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鵬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所 經濟學博士 副研究員

　　經濟學界近年來出現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則，凡運用高深數學模型的研究論著，就被認為是高水平的，而那種以說理為主的論著，要想得到學界的認可，就非常難。有人將此視為中國經濟學躋身現代經濟學之列的標志之一。

　　筆者無意否定這種做法的合理意義。數學符號具有嚴密邏輯性和認知準確性，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刻、也更加直觀地理解問題，但不能不說大量數學符號的存在，卻使得要表達的思想顯得晦澀、難懂。經濟學畢竟是一門涉及面非常寬廣的社會科學。如果亞當·斯密用大量數學模型來撰寫《國富論》，那么，他的大部分原創性和極具沖擊性的思想將會消失大半。事實是，斯密的后來者為了將經濟學拉回到“科學的軌道”上來，可謂是煞費苦心，他們借助物理學和數學工具終于完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但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卻把目光盯在了一些遠離現實的各種變量的分析上，忽視了古典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總體運作和發展的觀察與思考。長此以往的結果，恐怕將是經濟學演化成少數人才能理解的“真正科學”。

　　今天的經濟學界對數學的崇拜達到了新的高峰，也確實是加速了數學工具與經濟學分析的融合，但這根本無法同新古典的邊際革命相提并論。其實，眾多新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大都有良好的哲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修養，他們思考的問題總是觸及人類的終極關懷。比如，瓦爾拉斯締造了一般均衡理論，乍一看，他抽象的數理分析幾乎讓人無法理解其真實的用途，但在復雜形式的背后卻是與社會正義的倫理問題關系甚為密切。他的社會思想可見諸他的《社會經濟學研究》。由此引申，運用數學研究經濟學本身是件好事，但重視睿智思想和思辯精神的培育才是切實提高個人認知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根本。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從單純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逐漸轉變為對西方經濟學的愈發重視。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出了三個階段性特點：最初，學人們還沿襲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的分析邏輯來研究問題，帶有很強的思辯性。這類學者大多具有深厚的《資本論》功底或者歷史學的造詣。后來，一大批學者開始越來越多運用統計方法，并掀起了一股“指標”研究的潮流。接著，大批“海歸”學者從西方國家引入了他們特別擅長的數理分析，在不斷與國際接軌的驅動下，“數學崇拜”的風氣逐漸形成。當然，上述對研究方法的劃分是出于表述的需要，在實踐中，三種方法多是混合在一起的。

　　很難得出一個精確的標準來判斷那種方法更為合理。就個人而言，我倒覺得第一種研究方法更具有思想深度。這是因為，缺乏歷史方位感的觀點既是萬能觀點，也是無用觀點，歷史分析讓我們懂得“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的道理，重視歷史、剖析歷史可以準確地把握現在；制度分析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哲學思辨，其方法論的內核在于從一個整體的、相互聯系的、辨證發展及歷史的視覺出發，研究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與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動作用。因此，運用這種方法研究問題就更加全面，也更具有現實的依托性。

　　統計分析法往往是借助于一般的理論觀點和經驗實踐來篩選一組統計指標，進而通過科學的計算得到直觀的結果。一個最大的困惑是，通過理論觀點總結的指標缺乏現實依托性，一個指標很可能對甲非常重要，而對乙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同樣道理，通過經驗實踐來選取統計指標往往帶有很強的主觀性，結果很可能是你用自己選取的指標計算出的結論，與其他人通過觀察選取指標所計算出的結論存在巨大差異。這從另一個層面上看，統計方法的大規模使用助長了“學術霸權”。就數學分析方法而言，如果它能夠真正地將現實特征和歷史維度加入模型之中，還是可取的。可是不少論文用了大量數學模型，思想卻很貧乏，結論也很空洞。更致命的是，它將人們帶到了遠離真實世界的虛擬空間之中，想通過做一道數學題來解決一個重要的現實命題。

　　那種關系終極關懷和人類發展的學術思想卻逐步被擠壓出去。而中國目前尚處于全面轉型的發展時期，它比其它發展階段更不具有穩定性，發展好了可以成為進一步上升的起點和“平臺”，而發展不好也很可能會成為衰退的起點和“跳臺”；尤其是伴隨著經濟和體制的雙重轉型，人們的觀念和思想也在轉型，這不僅可能造成整個社會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較為混亂的局面，而且也可能使維持整個社會合理秩序的制度、體制以及運行機制彼此失調。這種歷史背景，實在更需要我們的經濟學人有極強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