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天啟

　　韓朝華教授最近有一篇網絡文章，認為對當前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不應當僅僅局限于泛道德化的批評，而是要進行經濟學的理性反思。對此，我很有同感。人文學科的領域很多，各門學科都有不同的研究分工，搞經濟學研究的同行們都清清楚楚的明白，道德上的憤怒，對經濟學研究不會提供任何依據，這似乎是老祖宗說過的一句常識。

　　我國的經濟轉型取得了成績，為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基本框架，為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創造了條件。但是，我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依然還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無論是現行的權力結構，還是資源分配體制，都還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需要繼續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但是對于任何一個轉型的國家來說，要想健康的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都必須對國有經濟的壟斷布局進行調整和結構改革，都必須對收入分配的平均主義進行調整，都必須使產業、金融、財政等方面的宏觀調控逐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這種大規模的經濟調整，必然會引起社會經濟利益的新矛盾，從而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對這些尖銳的社會問題進行理性思考，提出理性的對策建議。就我國當前來說，對以下諸問題，誰都不會否認，這主要：

　　一是權力資本擴張。首先是貪污、受賄、腐敗問題，中國搞市場經濟的起步點是著眼于經濟發展，盡快改變居民貧窮、國家經濟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視了與市場相關的立法建設。市場準入權由政府的官員通過行政審批行使，且又對行政權力缺乏監督，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輿論的監督，這給官員的貪污、腐敗和受賄提供了可乘之機。官員的權力向資本轉化。有研究報告估計，貪污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約達GDP的17%以上。其次是官員的超常消費引起了民憤。據報道，2004年全國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即“三公”的開支共計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公車消費3000億，吃喝、出國各2000億，相當全國財政支出的七分之一。如果按我國13億人口計算，平均每人要為“三公”付出500多元的代價，這相當于中等以下城鎮大多數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這是民眾一項沉重的負擔。第三是官員執法犯法。農村基層公職人員挪用國家支農資金、征地補償金和扶貧、救災、救濟等款物；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私分、侵吞、挪用國有資產或出賣國企利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非法拘禁、刑訊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權利等犯罪事實。被逮出來的那些個“人物”，一個更比一個壞，他們在臺上說的，與他們實際做的，完全兩個樣，造成了社會民眾對執政黨權威的懷疑。

　　二是貧富差距在擴大。世界銀行對此進行過測算，1980年我國人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這以后持續上升，2001年達到0.45，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線。如果按基尼系數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列，中國屬于當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國家之一。這里還有一個轉型國家都普遍存在的灰色收入問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統計數據中，對高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估計過低，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而重新計算基尼系數，肯定將遠遠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 。還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從1.5萬億增加到近4萬億元，但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卻相當滯后，人們被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壓得有些喘不氣過來。中國經濟雖然在高速增長，但窮人卻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收入差距擴大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是市場秩序混亂。假冒偽劣、市場操縱、信用丟失、財務造假、虛報信息、盜版侵權、行業壟斷、管制錯亂等，嚴重的侵犯了消費者權益。另外，掠奪性經營，官員政績性工程，使耕地丟失、環境破壞，能源損耗，社會公眾的生活質量下降。

　　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嚴肅、嚴格的法制、法治；當然也需要嚴厲的道德批評和嚴格的道德約束。但道德約束，歸根結底，需要有一個有效的社會政策，以提供能夠約束道德的經濟、社會制度和環境。應該承認，我們在推進經濟轉型的同時，不僅忽視了必要的及時的立法以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制環境，而且也忽視了社會的道德約束。體制建設與法制建設、道德建設，是三位一體的事情。韓朝華教授在他的網絡文章中，提出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批判，不應當僅僅局限于泛道德化的清談，他提列了幾條理由，一是道德化的批判只針對別人，不面向自身，因為沒有人會認為自己的利益和立場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們的道德化批判話語中，利欲熏心的官員、醫生、教師、學者、企業家……幾乎都是媒體報道或者網絡傳言中的人和事，與每人自己和自己的熟人都不沾邊。在每人自己熟識的官員、醫生、教師、學者或企業家中，似都不象報道和傳說中的人物那么貪婪和非理性。因此，泛道德化的社會批判只指向他人和生人，不指向自己和熟人。二是在泛道德化的思維中，一切與自身利益不一致的立場、視角、主張都有可能被斥為不講良心、道德淪喪。而正常的利益對立和差異一旦被混同于道德上的是非之論，就完全偏離了解決問題的正軌。也因為如此，隨著泛道德化改革反思的蔓延，全社會中開始彌漫起一股暴戾之氣。它不是引導公眾正確地認識和思考中國社會正面臨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任務，反而人為地挑動對立情緒，激化社會矛盾，實在是煽情有余，建設不足。三是對各類社會“亂象”的認識局限于道德批判，必然將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當事人的個人品性，如人品、良心等等，并得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即社會如此混亂主要是因為具體當事人太壞。由此導出的對策思路當然是懲治個人。懲治個人的本質是換人，不是換制度。而只換人、不換制度的改革甚至革命，最好的結果不過是打倒了一批舊的“壞人”，再換上一幫新的“壞人”。其實，人是大體一樣的，不過自利而已。在缺乏恰當的制度來規范和協調個人自利行為使之與社會利益相兼容時，任何個人掌握權力(行政、資本、信息或話語等等權力)后都會使權力的運用偏離社會利益，成為其謀求自利的工具。對待社會失序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不公、腐敗等問題，簡單地訴諸道德抗議和情緒化批判是傳統德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老套，中國社會苦于這套陳舊思維已久。朝華教授從經濟學的意義上提出的這三條理由，集中點是講社會環境以及制度建立的緊迫性，這是我非常贊成的。

　　鄧小平在市場化改革起步時曾經主張，讓一部分人通過勞動先富起來，然后達到共同富裕。但那時，鄧小平并沒有預見到勞動致富后的剩余資金一旦轉化為資本，而資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差距卻是很難糾正的。勞動致富與資本發家，勞動與勞動二重性，資本與資本供求兩條線，原本就是兩套思維工具，如何讓讓他們和諧起來，很是需要長期的實踐。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說：“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更是明確告誡：“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間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小平晚年所思考的問題，是很實在的，而這正是社會各個階層所深深憂慮的問題。

　　推進中國轉型有兩條基本的理論，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二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理論。在新時期，為建立實施有效的社會政策，也需要重新認識這兩條理論，從而為實施有效的社會政策提供思想基礎，也為有效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提供體制依據。

　　首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中，把實現公平正義擺在重要位置，并把這種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融入社會主義理論。

　　黨的十三大按照鄧小平的思想，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那是講的這個理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強調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二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而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 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但現在所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鄧小平所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相比，有著很大的差異。溫家寶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說：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這里所講的第一個任務，與鄧小平所講的思想完全一致；但第二大任務將“社會公平與正義”納入社會主義本質，卻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新認識。公平、正義、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等，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因此，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安排，他同時也是一種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將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納入對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這為推行有效的社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等，都需要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會輕易改變，就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和領導人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把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融入體制，權力資本的擴張會得到約束；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得到調整。

　　其次，在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理論中，要明確政府改革的目標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按照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把市場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實行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基本路子，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在實施政企分開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但在新時期，我們更加重視政府對市場的導向，但要明確政府改革的目標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切實解決公共服務投入不足、覆蓋面不廣等的問題和關系國計民生的一些突出問題，優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制定公平競爭的規則，發布公共信息等，為社會公眾生活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創造條件。確保市場競爭的有效性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作用。政府職能的新的定位，使實行有效的社會政策有了主體，為道德提供了體制依托。

　　亞當·斯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 有效的社會政策，為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提供了道德基礎；而一定的道德規范，是維持市場經濟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必需的行為準則，它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是一種重要的“支持性資源”。對市場經濟的道德情操，還是“支持性資源”，歸根結底，需要體制環境。

　　經濟學家要對許多緊迫的社會問題進行道德批評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科學的嚴格分工范圍內，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性的經濟學依據，引導公眾正確地認識和思考中國社會正面臨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任務，否則，那的確就是一種“煽情”。如果把“煽情”說成“旋風”，那也不過是一股螺旋運動的風而已，風過，一切如舊，對改革創新毫無任何建設性意義，煽情者也落個情衰的糊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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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魯教授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他對城鎮居民收支進行了專項調查和數據分析，根據居民的家用汽車、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銀行存款分布等實際狀況，國家統計數據中對高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估計嚴重偏低。根據推算，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至少應當有10.96萬元，而不是現在公布的1.05萬元，這就是說，城鄉居民收入的總和應當是13.5萬億元，而不是公布的8.7萬億元。遺漏計算收入大約三分之一。由此推算，城鎮最高與最地0%收入組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約是31倍，而不是公布的9倍；與此相應，全國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是55倍，而不是現有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見《比較》第33輯，《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 第1356-1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詳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9-380頁。

　　詳見 新華社2007年2月26日電訊稿。

　　亞當·斯密：《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 ，1991年版，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