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研究清代經濟史，最重要的文獻當屬《清實錄》，往少里算，也有4433卷，約4400萬字，很多老先生都逐卷通讀過；研究清代經濟思想史，最重要的文獻是《皇清經世文編》(及多種續編)，讀過的人卻不是很多。

　　若是以純粹的西方眼光審視深植儒學傳統之中的“經世”思想，將它簡單地與西方傳入的“經濟學”以及“社會科學”相比，專門評估里面的“科學元素”，那么它確實過于簡陋，值得闡發的經濟思想寥寥無幾。上世紀30年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經濟學學位的趙摶先生晚年治思想史，編著了一部《披沙錄》，取“披沙瀝金”之意。他披閱了《皇清經世文編》這些“沙”，專門摘錄里面的經濟思想，可瀝出的“金”卻很少。

　　現代人擺脫了思想束縛，開始可以體會清代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科技、文化、制度等多方面挑戰時的焦慮心情，可惜不大能讀古文了。所謂“經世”，就是“治世”，利用自己學問實實在在地處理現實中的問題，設計制度、增加收益。“經世之學”正是憑借它的“實用性”、“可操作性”等特征與傳統的“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等學問區分開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中國人研究這種“經濟學”至少也有數千年了，在明清之際更是蔚然成風，這就是中國本土的經濟學，也是《皇明經世文編》和《皇清經世文編》這類文集的基礎。

　　中國沒有“經濟學”，但幾乎所有士大夫都會寫幾段“經世文”，思考并分析問題。中國人完全不必自卑，應該抬起頭重新審視自己的遺產。第一部《皇清經世文編》由江寧布政使賀長齡主持，魏源代為編輯，總共一百二十卷，于道光六年(即1826年)時編成，次年刊行。賀長齡、魏源在選編文章時，在思想上已注意到了很多現代問題，但在類別上還是將它歸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和工政等八門，每類以下又分子目，構成了中國人認知經世之學的基本框架。

　　其實，賀、魏只是在傳統的六部分類基礎上稍加增益，前面補充了學術和治體兩門，以為足以應對西方在思想和政治體制上的沖擊。六部的劃分在隋唐時期已出現，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賀、魏都認為，這樣的分類經過千百年實踐，已經很成熟、很實用，無須變動。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傳統上叫“理財學”，正屬于戶部這個門類。

　　不妨用“貴義賤利”、“重農抑商”來概括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乾隆年間的盱眙知縣郭起元就說，“自古有國家者，不蓄言利之臣”。國家到了非常困難的時候，才會啟用一些“言利之臣”，后人還把倒果為因，把過錯怪罪到“言利之臣”的頭上，從桑弘羊到王安石無不如此。可是從清代起，“重利”、“重實務”的思想逐漸抬頭。這樣，理財的位置大大提高。而研究“所出”與“所入”，“開源”與“節流”就成為清朝前期理財學的主要關注問題。

　　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開源”的機會已非常少，有些士大夫設想在國家層面鼓勵種植、養蠶、采油等手段來增值財富，多半淪為空想。更多人則在研究“節流”的辦法。行政開支、軍費開支、水利開支等幾項正是中國財政支出的大頭。士大夫們對解決這些問題的熱情頗大，連篇累牘地討論。

　　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單純“開源”、“節流”而缺乏“經濟交換與創新”的經世思想受到現實的嚴厲挑戰。很多人紛紛為《皇清經世文編》做“補編”、“續集”、“新編”、“統編”等等，補充過去的盲點，增益傳入的新知。到民國之前，竟然出現20余種掛著“經世”招牌的文編，蔚為大觀。

　　上海的新型知識分子葛士濬編了《皇清經世文續編》120卷，于1888年出版，一舉打破賀、魏的經世體例。他增加了“洋務”這一門，又修改了很多子類，使得“洋務”和“戶政”成為全書的主要部分。“洋務”不僅與貿易有關，也與中國的軍事、教育、政治有關，是認識中國問題不可或缺的一個維度。

　　稍后，常州人盛康在出任杭嘉湖兵備道、按察使期間，也編輯了一種《皇清經世文續編》， 1897年出版。他倒沒有設“洋務”一門，但在具體子類上大量設置了厘捐﹑開礦等類別。厘金就是設置關卡對轉運中的貨物抽稅。這個制度是咸豐三年(1853)才有的新生事物，本意是為江北大營籌措鎮壓太平軍的軍餉。太平天國結束，厘金制度卻保持了下來，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徹底廢除。厘金收入在清政府財政收入中占到極高比例，是晚清經濟的重要元素。盛康的《續編》關注到這些變化，但仍然試圖納入傳統框架，這是最最典型的中國文人經世態度。

　　盛康有個鼎鼎大名的兒子盛宣懷。他不只紙上談兵，而是跟著李鴻章和劉坤一四處經營實業，創辦輪船招商局、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創銀行、拉電報、建大學，真正把一個時代的經世思想落實到行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