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

　　“匯率虛無論”的主張致人迷誤，決策當局應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決社會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問題的同時，也需要讓人民幣升值。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有效減少我國巨額貿易順差的目的。

　　國內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論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匯率至上論”和“匯率虛無論”這兩種極端的觀點交替出現。

　　在匯改以前，“匯率至上論”曾經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學者，包括國際著名學者，都強烈反對人民幣升值，認為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中國陷入通貨緊縮螺旋和流動性陷阱，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問題將惡化，出口將受到大幅度打擊等等，總之匯率太重要了，人民幣一升值就會對中國經濟造成顯著的災難性影響。

　　但是當匯改兩年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影響沒有那么嚴重時，“匯率虛無論”的主張又開始流行，這種主張認為貿易差額和匯率沒有關系，

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因此反對人民幣升值。詫異的是，這兩種對立的主張往往還出自于同一些學者，無論怎樣，他們就是反對人民幣升值。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匯率虛無論”的主張已經成為主流的觀點，目前正在以各種形式誘導著輿論、影響著我國政府的決策。它片面地認為我國貿易順差居高不下的根源，出在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即中國儲蓄率太高，與

人民幣匯率無關。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進出口和進出口的相對價格有關系。名義匯率變動能夠改變進出口的相對價格，因此說匯率和貿易差額沒有關系不符合經濟學常識。果真如此的話，為什么人們那么在乎人民幣升值呢？持“匯率虛無論”主張的人最喜歡引用的依據是貿易差額是儲蓄和投資的缺口。實際上，這種理解是膚淺的。貿易差額(嚴格地說是經常項目)等于國民儲蓄減去國民投資只是一個國民收入核算等式，這只是一個事后意義上的會計恒等式，它并不是一個決定貿易差額的經濟理論，不表明特定的因果關系(也有可能由左邊決定右邊，或同時相互決定)。僅僅堅持說國民收入核算保證它們相等是不夠的，人們還需要知道背后的微觀經濟機制是什么。

　　儲蓄率下降為什么會導致我們多買外國商品，而外國人少買我國商品，從而降低貿易差額？部分答案是，當本國儲蓄率下降，也就是消費率上升的時候，人們增加的消費至少有一部分是花在進口商品上的。但是人們增加的消費更多地將會花在本國商品上是合理的推斷，所以儲蓄率下降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將是有限的，儲蓄率下降與貿易差額下降在數量上不能匹配。那么如何解釋貿易差額與儲蓄-投資缺口在數量上必須相等？答案是：在儲蓄率下降的同時國內外商品相對價格一定發生了變化，從而引致人們的消費需求在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進行替代。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名義匯率變動導致國內外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動，而本國儲蓄率下降(也就是消費率上升)了，情況將會怎樣？由于本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更多地是會發生在國內商品上，而外國人的進口需求不變，結果將是本國經濟趨于過熱，物價水平將會上升。最終通過通貨膨脹方式改變本國商品和外國商品相對價格。所以差別只是你是選擇名義匯率升值還是選擇通貨膨脹。需要指出的是，名義匯率升值是直接和迅速的方式，而通過通貨膨脹方式改變本國商品和外國商品相對價格(不管政府是否喜歡這種方式)，將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因此恐怕沒有等到這一過程完成，對方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就會抬頭，貿易保護政策將從數量上以非市場化的方式強行降低你的貿易順差。如果打貿易戰，結果將是兩敗俱傷和國際貿易體制的倒退。對于仍然在實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國家，受到的傷害尤甚。

　　所以，那些主張無需人民幣升值，僅僅通過降低中國儲蓄率就可以減少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學者最終會發現，即使政府解決了社會保障問題，金融改革解決了消費信貸難題從而中國居民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沒有人民幣的升值，事情將會以一種事與愿違的方式結束。

　　當然必須指出，雖然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有影響，但影響的程度取決于進出口對價格變動的敏感性，如果進出口對于價格變動比較敏感，小幅度升值就可能有所改善；如果不敏感，就需要較大幅度的升值，因此這取決于進出口的價格彈性。國內有一些實證研究指出我國進出口價格彈性的和大于1，即滿足升值減少貿易順差的馬歇爾·勒納條件，那么為什么人民幣經歷了兩年升值我國貿易順差的狀況沒有改變呢？原因是那些實證方法算出的彈性實際上是長期彈性，我國進出口的短期價格彈性并沒有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存在J-曲線效應，匯率變動對于進出口的影響需要一個過程，人民幣升值對貿易順差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得到體現。

　　此外人民幣升值幅度太小，這可能也是短期內人民幣升值不能扭轉我國貿易順差的一個原因。人民幣升值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是兩回事。雖然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了9%左右，但按照主要貿易伙伴貿易額加權平均的人民幣有效匯率并沒有升值多少，因為人民幣對歐元等其他貨幣反而是貶值的，這部分地解釋了中國對歐洲的貿易順差上升更快。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小、而且是分散在兩年時間緩慢升值的，升值對扭轉貿易順差的作用可能被其他因素的作用抵消和支配，例如宏觀調控導致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從而壓抑了進口需求。加之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極為低廉，能源、土地、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扭曲，企業有一定的調整空間消化小幅度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因而使得匯率升值沒有浸透到出口價格上。

　　“匯率虛無論”的主張致人迷誤，我國決策當局應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決社會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問題的同時，也需要讓人民幣升值。事實上，對于影響消費行為而言前者屬于支出變更政策，后者屬于支出轉換政策，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減少我國巨額貿易順差的目的。

　　(作者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