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鄧英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觀察分析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有一種基本的兩分法，即看其是處于慣性變化，還是處于轉折變化的趨勢之中。當社會經濟主流處于以往的慣性變化趨勢時，無妨運用以往的思維定勢去思考和處理問題: 然而如果這個主流脫離了以往的慣性，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則沿襲先前的思維方式就將坐失良機，貽誤發展。

　　展望今后50年，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將實現高度現代化，與二三十年前相比，其循環演替將呈現何種新的變化特征，其國際經濟環境又將如何變化？我們選取其中的兩大變局簡述一二。

　　生產方式的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能源是工業社會的血液，發達國家的農業是石油農業，工業是石油工業，社會是石油社會，能源的使用是這個社會的財富象征。據分析，在1980年代前后，與能源和化工原料相聯系的GDP要占到其全部GDP的30%—40%。我國目前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主要體現在人均用能水平相差懸殊：2000年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為6.7噸標煤，日本為6噸標煤，美國為11.7噸標煤；而到2005年，我國人均消費能源僅為1.7噸標煤，相當于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4。以此來衡量，我國人均GDP水平(購買力平價)相當于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20%—25%。到本世紀中葉，我國若要實現高度現代化，則人均能源水平應在4.5噸標煤左右；如屆時人口以15億計，則能源消費總水平約70億噸標煤，相當于2000年全球能源消費總水平的50%還多。顯然，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挑戰。

　　西方發達國家是以大量使用可耗竭能源和資源來實現現代化的；在氣候變暖、排碳控制等內外部環境約束下，中國要想完成現代化，就必須另辟蹊徑，即以可再生能源和資源為基礎來實現現代化，這意味著要在生產方式上進行一次大變革。下面我們以能源為例，對其略作分析。

　　(一) 水電和風電

　　中國水電的可開發量約4億千瓦，以年利用4000小時計，約合電量1.6萬億度；如以供發一度電耗標煤310克來計算，1.6萬億度電相當于近5億噸標煤。

　　到2003年初，全球風力發電裝機達到3200萬千瓦；過去5年中全球風電累計裝機容量的平均增長率一直保持在33%左右。據歐洲風能協會等機構的研究和預測：2020年全球風力發電裝機將達到12.31億千瓦，年安裝量達到1.5億千瓦，屆時風力發電量將占到全球發電總量的12%。這不是神話，目前丹麥已經成功地用風電來滿足國內18%的電力需求。我國初步探明：陸地上可開發的風能資源即達2.53億千瓦，加上近海(15米深的淺海地帶)的風能資源，全國可開發的風能資源估計在10億千瓦以上。如到2050年，可設我國風電裝機4億千瓦，年利用3000小時，則屆時風電總量1.2萬億度，按上述標準，可折標煤3.8億噸。

　　近年來風電技術有幾項突出進展: 其一，無摩擦風力渦輪機。它用“磁浮”軸承替代了滾珠軸承，從而可借助低至每秒1.5米的風力來發電。其二，漂浮海上風車。這種可在離海岸線約60公里的海面上工作的浮動型風力渦輪機，發電能力可達5兆瓦。其三，風箏發電機。它在占地約50畝的地面上，能產生50萬千瓦發電能力，即每平方公里能產生1500萬千瓦的發電能力，如每年利用達到4000小時，相當于600億度電，折標煤近0.2億噸。如此，若展望至本世紀末，可設我國風電裝機達6億千瓦，年利用4000小時，屆時風電總量將達2.4萬億度，約合7.6億噸標煤，比2050年多生產3.8億噸標煤的能量。

　　(二)生物質能

　　目前我國約有7億多噸農作物秸稈和2億多噸林地廢棄物，兩者之和約10億噸生物質能(干重，下同)。目前全國尚有1億公頃宜林、宜農荒地、荒山，可以用于發展能源林業和能源農業，如能選用合適的生物物種(如中國象草)，每畝每年可提供2噸生物質能；則1億公頃的邊際土地每年可生產出生物質總量約30億噸。上述兩項之和約40億噸。利用現代的壓縮成型技術和高效率的燃燒技術，等重量的生物質能與原煤(如徐州一號煤)的實際燃燒值效果大體相當。我們可按1.5噸生物質能折合1噸標煤來計算，上述40億噸生物質能約折合27億噸標煤，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使用丹麥的燃柴發電技術來替代燃煤發電技術。

　　目前，我國約有25億噸畜禽糞便，到2050年這一生物量可達50億噸以上(濕重)，折合干物質重量約5億噸，以其每噸干物質產沼氣300立方米來計算，年產沼氣1500億立方米，如每方沼氣發電1.5度，就是2250億度電，折標煤1億噸(沼氣渣還可作為有機肥還田)。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紀末，通過跨區域配置水資源等戰略措施，可在我國北方近40億畝干草原開辟出約10億畝左右的高產飼草料地，多生產出10億噸干物質；在約6億畝海涂的范圍里，利用工程微藻技術，可生產出約3億噸碳氫化合物(干物質)。

　　由此可知，到本世紀末，我國生物質能的年生產總量可達53億噸(如包括6億—7億噸谷物和糧食，則其總量可達60億噸)。這比2050年的水平多出約13億噸，折標煤8.6億噸。

　　(三)太陽能

　　展望至百年這一尺度，太陽能對不可更新能源的替代潛力極大。下面僅舉兩種已經實現的范例。

　　其一，太陽能聚熱發電(簡稱GSP)。它的原理是利用鏡子將太陽光聚焦到裝有某些氣體或液體的管道或容器內，將氣體或液體加熱到400攝氏度，然后帶動傳統的汽輪機發電。據估算，CSP每覆蓋1平方公里，每年可生產出相當于150萬桶石油(即20萬噸石油，約合29萬噸標煤)當量的能源；按目前的技術，建一個這樣的發電站，其成本相當于每桶50美元的石油價格。但當巨型“鏡子”的生產能夠達到工業化程度時，成本可能降到相當于每桶20美元的石油價格。

　　其二，使用太陽能的住宅。新華社的一篇報道曾報道了美國利用太陽能打造免電費之家的案例。家住新澤西州的邁克爾·斯崔斯基與所有美國人一樣，全年依靠電力取暖、制冷，并驅動家電“干活”，其中包括耗電量不小的熱浴盆和寬屏電視。不過，斯崔斯基無需再為家庭用電支付公用事業費用，因為身為環保主義者的他已經告別當地電網，投奔太陽能。斯崔斯基的住宅面積約300平方米，絕熱性能極佳；他的住宅外觀與普通住宅相差無幾，但住宅用電全靠附近約100平方米的太陽能電池板供給。他有時還利用家中電解裝置從水中分解氫氣，存入氣罐，以便為燃料電池充電，并驅動同樣環保的氫燃料電池汽車。在夏季，太陽能電池板為他提供比家庭用電多60%的電力，這時他會把余電以氫氣或氫燃料電池的形式儲存下來，留待冬季太陽能供給不足時使用。

　　在上述兩例中，前者是集中利用太陽能，后者是分散利用太陽能。在我國西北部的沙漠里，光能資源極為富集，僅須在適當地點開辟出約1萬平方公里為太陽能電場，就可得到每年20億噸石油當量的可更新能源，折標煤近29億噸。

　　(四)小結

　　綜上所述，至本世紀中葉，水電、風力和生物質能三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生產量約合37億噸標煤，在64億噸標煤(16億人口，人均4噸標煤)中所占比例為57.8%。至本世紀末，水電、風力、生物質能和太陽能四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約合78億噸標煤，占80億噸標煤(16億人口，人均5噸標煤)的97.5%。也就是說，展望50年和100年，我國的能源供給完全可以建基于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術上不存在顛覆性的障礙。

　　這是不是一種暢想？且看下述佐證：歐洲可再生能源委員會和綠色和平組織近日發布研究報告，預計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將通過可再生能源來滿足。報告建議，通過取消政府對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補貼，建立更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標，為可再生能源投資者提供穩定的回報。報告稱：如嚴格執行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將十分可觀；核燃料將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將僅用于交通部門；全球70%的電力和65%的熱力供應將來自于可再生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從2003年的230億噸降至115億噸，能源成本將保持目前的水平不變。這無疑是一次生產方式的大變革。

　　全球經濟主導權的數十年未有之大變局

　　2006年11月美國《商業周刊》登了麥克·門德爾的一篇文章，其概要如下：

　　至2007年底，美國經濟會達到這樣一個轉折點，即它在商品和勞務進口上花的錢將超過聯邦政府的收入。也就是說，美國人付給外國人的錢不久就會超過他們付給自己國家政府的錢。目前的情況已大致如此：美國現在每年為進口商品付費約2.2萬億美元，而聯邦政府一年收入不過是2.4萬億美元。在過去的70年中，華盛頓一直是一只800磅的巨人，它比美國經濟中的任何一種力量都要強得多；但現在的情況再也不是這樣了，聯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影響，但全球經濟的影響更大。

　　在收入政策方面，美國有可能會通過一些立法，如提高最低工資，但即使能獲通過，也只能幫助美國勞動大軍的一小部分。這對改善近年來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多數美國人感到工資增長乏力的情況幾無幫助。門德爾認為，收入普遍下降的壓力主要是由于中印等國的崛起以及全球競爭加劇引起的，對此，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無能為力。

　　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10年之前，美國經濟還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那時，華盛頓做出的稅收和支出決策可以決定自身經濟增長的進程，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大事件，如1990年代中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只有很小的沖擊力。現在，這種情況變了。1995年以來，美國進口占GDP的比例從12%上升到17%；目前外國資本占了美國國內投資的32%，而在1995年，這個比例只有7%。至今，影響美國經濟的許多杠桿已不在華盛頓，而是在歐洲、亞洲甚至拉丁美洲。

　　為了抑制經濟過熱和冷卻樓市，美聯儲從2004年以來17次提高短期利率，共計4個百分點以上，但就在其緊縮國內貨幣供應時，外國投資者卻填補和對沖了緊縮的部分。布什政府大幅減稅給美國經濟注入了數千億美元，致使其經濟增長保持在不錯的水平。然而，隨著日益增多的美國生產轉移到海外，財政刺激政策創造的國內就業機會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得多。曾任克林頓高級顧問的夏皮羅認為：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已不像以往那樣有效，我們再也不知道如何確保就業機會大大增加和工資的有力上升。另外，越來越多的經濟跡象表明，削減預算赤字對激發國內商業投資和經濟增長沒有多大作用。紐約聯儲的一項新研究表明：投資只對財政政策的變化做出了微小的反應。

　　在技術和發展政策方面，以往把更多的稅收用于研發以提高美國競爭力的這種理論也開始出現經濟和政治上的問題。在全球經濟多元化的今天，公司和企業就像移動玩具積木一樣，在全世界移動工廠和設備，美國的從業人員再也不會像以往那樣理所當然地直接從美國資助的研發中得到好處。盡管聯邦政府在過去5年為醫療機構撥出了1250億美元，但在先進的生物技術和醫療商品方面，美國仍有大量的且仍持續增加的貿易逆差，其工作職位只增加了2萬多個。有人認為：我們可以設想美國政策增加研發經費就自然會促使國內經濟增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甚至這種資助到底幫助了誰，都成了一個未知數。

　　美國宏觀經濟決策者正在面臨大量商品和貨幣出入國界的情況下如何管理經濟這樣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有人說：華盛頓重要性比過去小多了，它再也不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極獨大主導全球經濟的格局已經開始逆轉，全球經濟多元化、多極化格局正先于政治多極化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