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利益關系調整與社會結構優化過程中，“補低、擴中、調高”是基本的政策取向和思路。在這當中，補低既是防止社會過分兩極分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優化社會結構的重要條件之一。

　　在“補低”的政策思路中，健全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對城鄉特困群眾的救濟救助力度、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三項最基本的措施。在過去一年多里，一些相關的政策已經在陸續出臺，如適當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適當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適當提高城市低保對象的補助水平等。與此同時，中央財政較大幅度增加了低保補助，由2000年的8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億元。從2006年1月1日起，再次提高部分優撫對象的撫恤補助標準。殘疾軍人的殘疾撫恤金、烈屬的定期撫恤金、“三紅”的生活補助標準，平均分別比2005年提高了30%、18%和18%。這是1998年以來的第8次提標。企業離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采取“一次出臺，三年連調”的方案，即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連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

　　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固然是緩解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變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僅僅有再分配是不夠的，需要通過切實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如果不這樣，其脆弱的生存狀態就無法改變。

　　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謀生的機會。而謀生機會是存在于一種社會生態系統中的。

上海人原來有這樣的說法：如果生活在浦西老城區，即使是夫妻兩人都沒有工作，每天煮100個茶葉蛋賣出去也能維持一家生存；但如果搬到浦東，居住條件可能確實改善了，但同時也可能煮20個茶葉蛋也賣不出去，一家人生計就成了問題。對于自然界，人們有這樣的說法：水至清則無魚，即魚必須是生存在一種生態系統中的。就人類而言，人們謀生的機會則是存在于一種社會生態系統之中。因此，要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就要保護這個社會生態系統。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們今天的城市管理和

城市建設中，人們生存的社會生態，特別是貧困群體生存的社會生態，不僅受到普遍的忽視，甚至被遭到嚴重的破壞。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對城市發展追求一種美輪美奐的效果，將達不到規定營業面積的小飯館、食攤一律取締。這不僅對市民的生活非常不便，而且也使很多人失去謀生機會。而在這種追求之下，一切有礙觀瞻的事物，如棚戶區、城鄉結合部等，都在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實上，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層民眾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西方發達國家，即使在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能力都遠遠高于我國的情況下，也不能將貧民窟全部改造掉。原因就在于，這是下層群體的安身立命之所。

　　對于自然界而言，水至清則無魚，即魚必須生存在一種生態系統中。就人類而言，人們謀生的機會則存在于一種社會生態系統之中。因此，要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就要保護這個社會生態系統

　　近些年來頻繁發生的城管與攤販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城市管理與下層謀生機會的沖突。不幸的是，這種沖突并沒有在有效的城市管理下得到緩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樣的沖突因為涉及到生計，沖突本身就會帶有一種更為暴烈的特征。如去年夏天眾所周知的小販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強案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事實上，游商與攤販，歷來是下層謀生的手段之一。城市之所以叫城市，其中的市就是市場之意。在現代社會中，交通量的增加，城市發展對于環境和審美的需求，以及復雜的城市生活對于秩序的需求，使得城市管理與下層謀生的矛盾開始尖銳起來。但這種矛盾原本是可以通過有效的管理來緩解的，而并不一定通過一味犧牲弱者的生存機會才能實現。如一些城市實行的分路段分時間對攤販進行管理的措施，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很好的方式之一。

　　當然，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的改善，更重要的還是要通過就業才能實現。從1992-2006年，我國總人口增加了1.4億，新增勞動力大約1億多人。在正規就業人員總數未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這1億多新增勞動力主要進入失業和靈活就業的自由職業者隊伍之中。在正規就業之外，涌現出大量的非正規就業者和失業者，這是近年來我國社會和勞動力市場最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就目前來看，我國非正規就業和失業、待業人口至少在1.5億左右。如此龐大的數目已經攆上和正在超過正規就業的大約1.4億人。大量的非正規就業人口，由于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障，生存狀態處于極其脆弱和緊張的狀態之中。

　　目前，有很多因素制約著困難群體生存的社會生態的改善，如當前我國苛刻的工商稅收門檻，不合理的管理政策，過高的金融服務業門檻，導致我國大批的勞動就業群體難以進入合法的企業部門，導致我國的中小企業難以大量地產生和發展；如全球化過程和現有體制的某些制度安排等。

　　入世以來，中國吸收的外資不斷增加，工廠、高樓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這使得農村生產關系發生裂變，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成為新興工廠的工人。在全球化影響下，這些農民以農民工的形態成為全球勞動力資源的一部分，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進行競爭。但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階層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具備要價的權利。在中國勞工更多地被融合進世界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勞動標準卻在降低。很多觀察人士認為，農民及農民工群體在全球化背景下將更加弱勢，更加被邊緣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弱勢的地位，往往使得他們即使是在面臨有利市場條件時也很難為自己爭取利益。在2006年底，我國糧食價格出現大幅上漲的趨勢，但農民從糧食價格上漲中獲得的好處卻非常有限，以至于有人說農民缺席糧價上漲利益鏈。據《新世紀周刊》的報道，糧價上漲后，糧食流通各個環節均有獲利，而作為糧食的生產者，農民們并沒有得到價格上漲后的回報。農民只能獲得糧價上漲總利潤中的15%~20%。其原因在于，糧價的上漲主要發生在11月之后，而一些產糧大省在10月下旬即已完成夏糧收購任務。許多媒體稱，中國儲備糧管理公司這樣的政策性壟斷企業 (包括中間流通環節的企業)是糧價上漲的禍首，并涉嫌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據悉，作為守衛中國糧食安全的中國儲備糧管理公司，2006年收購了40%的夏糧，而在后來的順價拋售中，由于中儲糧控制了糧源，從而刺激了糧食上漲。這個事件表明，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利益博弈能力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困群體生存生態的保護和改善，不僅僅是一種外部的事情，同時也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需要他們自身的介入和參與。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