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軾著名經濟學家。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任哈佛大學注冊訪問學者，1987年回國，1993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任理事長。現任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兼核心組教授。

　　最近幾年接連發生了一批“問題富豪”落馬事件，引起大家議論紛紛，這些落馬民營企業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如此？企業家在轉制過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還是個案？

　　30多年前，全中國沒有一個富人。那時，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輛私人小轎車——周總理特批給梅蘭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國有近千萬能買得起小轎車的富有階層。

　　于是不少人想，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積累起這么多財富，不靠剝削，沒有不正當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這樣產生了大家經常議論的企業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問題。

　　這個討論背后可能有深刻含義。從憲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問題看，反對者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財產合法化。

　　現在憲法中對于公私財產保護的說法顯然是有差別的，對私有財產缺乏嚴格保護，就會給侵犯他人財產留下機會，鼓勵人們想方設法侵犯他人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產。這對整個社會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力。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保護財產權的問題。

　　我不知道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就拿

個人所得稅來說，1980年開始頒布并實施，可是當年全國只征收了16萬元，可以肯定絕大部分人都沒有繳稅。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前者是人權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后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權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經過20多年的試驗，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轉制到市場經濟，效果果然不錯。

　　既然如此，我們就得接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市場是變化多端的，幾年之內集聚巨大財富是完全可能的，當然反之一夜之間從富豪變赤貧也有可能。為了減少這種差距，政府通過個人所得稅進行調節，還有

社會保險的安全網。這是在現實世界中，比較能夠接受的制度安排。

　　對民營企業家的偏見，在西方國家里是不存在的。企業家只是一種社會分工，有人愿意當政府官員，有人愿意當大學教授，也有人愿意當電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絕沒有人認為當了企業家就變成了剝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難道社會不需要企業家嗎？當然不是。只是現在中國好的企業家太少！

　　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上沒有了企業家將出現什么情況？那時勞動、資本、技術、市場不能合理地組合起來，就業馬上就會出問題，經濟將停止增長，那是十分糟糕的。企業家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一樣，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職業。

　　企業家當然要守法，即使在轉制的過渡期，雖然法制有許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處，但也要盡量做到守法，絕不可以故意違法，鉆法律的空子。企業家特別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權益，不可借錢不還，不可搞假冒偽劣，不可拖欠工資和貨款，尤其是不可欺壓工人，剝奪他們的休息時間，強令加班加點，或者在惡劣的環境中勞動。

　　上面提到的問題，目前看來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解決，它遠比籠統地討論剝削、合法性等問題重要得多。

　　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近年來問題企業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和

賴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腦袋特別靈活，善于鉆空子，結果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壞事。

　　但是光憑他們這點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們是撬動了掌有大權的政府官員，進行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才能為所欲為，達到他們那些低級趣味的人生目標。他們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的怪胎，和企業家根本不搭界。

　　僅僅因為出現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懷疑全國的企業家，這種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相反，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像維護工人農民權益那樣地維護企業家的權益。當然，它有前提條件，那就是遵紀守法的企業家。

　　企業家是中國改革的功臣，他們不但沒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大家知道，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他們對國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社會主義國家，所有人的權益都應平等地受到重視和保護，只有這樣，國家才能走上正軌，避免動亂，實現和諧持續發展。

　　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稿源：IT時代周刊]

　　[作者：茅于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