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貝克爾/文

　　長期而言，女孩數量減少所帶來的女性地位的上升，將使扭曲的性別比例得到修正

　　2005年，中國新出生的男女嬰兒比例為118∶100，這遠遠超過了正常的生物學比率106∶100。

　　造成這種性別失衡的原因很多，例如中國的低出生率，只能生育一兩個孩子的父母對男孩的偏愛，以及超聲波技術的普遍應用——它使父母可以對胎兒進行性別鑒定，據此選擇是否實施流產。印度和韓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性別失衡趨勢。

　　有一些更昂貴也更先進的方法，甚至可以使婦女在懷孕前就提高生男孩的概率。被認為最可靠的辦法包括試管受精、用藥物刺激卵巢及手術等。這種方法的總費用超過2萬美元，顯然只有富人才用得起。

　　那么，是不是不管通過流產還是更復雜的手段進行性別選擇都應遭到反對呢？就在今年2月1日，美國婦產科學會(ACOG)倫理委員會發表了一項聲明，認為醫護人員除了因避免遺傳疾病而幫助父母進行性別選擇的情況，其他都是有悖于職業道德的，而且不論這種性別選擇發生在懷孕前還是懷孕后，抑或是胎兒發育的某一階段。

　　當前，美國最高法院和醫生群體普遍支持父母有權墮胎，哪怕這僅僅是出于父母對生養孩子的時間和數目的偏好。在這樣的背景下，上述聲明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為什么ACOG及其超過5.1萬名成員會在支持自主墮胎的同時，反對基于性別選擇的墮胎呢？ACOG的回答是，通過任何方法實施的性別選擇“最終都會縱容性別歧視”。

　　ACOG沒有對“性別歧視”給出明確的定義。但目前大多數證據都表明，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所進行的性別選擇，都并非僅僅偏向于某一種性別的；也就是說，并沒有顯著改變新生人口的男女比例。

　　需要著重討論的，是在

　　對女性胎兒流產會減小家庭平均人口規模，因為如果偏好男孩的家庭無法控制嬰兒的性別，他們就會在生育女孩后要第二或第三個孩子；而頭胎已經生育男孩的家庭，則不愿冒生女孩的風險再次懷孕。這種影響可能是重要的，但我將忽略其效應，集中討論人為減少女孩出生比率所帶來的后果。

　　我們可以預期，這種性別選擇實際上會改善新生兒的境遇，因為比起嬰兒性別不符合父母意愿的情況，孩子現在受到的關懷會更多。特別是對那些生女孩的父母，因為他們既然都不介意生育女孩，女孩的整體處境也會改善。例如，在“重男輕女”的傳統下，孤兒院中除少數有生理缺陷的男孩，絕大多數都是女孩。

　　從社會整體上說，女孩的人數會變少，其狀況會改善，因為她們有機會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對她們也較好。這種效應還會因出生率的下降而進一步強化。因為顯然，如果一個家庭的孩子更少，在每個孩子身上花費的投資就會更多，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

　　當兒童大批走向成年時，女性由于相對稀缺，會在社會中取得更大優勢。現在已經有觀點認為，由于20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今天中國的年輕女性已經在擇偶過程中處于某種優勢地位。事實上，在超聲波技術普及之前，性別選擇就已經通過棄嬰甚至殺害嬰兒的手段在進行。

　　如果女性作為妻子或女朋友的價值因稀缺而上升，那么男性作為丈夫或男朋友的價值就會下降。不過，這并不會立即引起限制性別選擇技術的呼吁，除非男性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危險而行動起來。打個比方，如同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已經出現的那樣，由于人們對服務的“偏好”，經濟中的需求有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趨勢，而女性在其中獲益更多，因為女性在服務業中就業的比例比男性更高。但沒人會因為這可能(間接地)加劇性別不平等而要求社會禁止對服務的偏好。

　　偉大的統計學家和生物學家費雪(R.A. Fisher)有一個著名的分析，解釋了為什么在人類以外的生物界，性別比例總能維持近似1∶1的水平。基于激勵的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到同費雪相似的答案。長期而言，女孩數量減少所帶來的女性地位的上升，將通過父母的選擇行為，使扭曲的性別比例得到修正。如果女性總是供不應求，一些父母就會認為生女孩是有利的，例如在女兒出嫁時可以得到一筆不菲的彩禮。這會造成對生育女孩的偏好。假以時日，即使男女比率沒有完全回到自然出生率水平，也一定不會像現在一些亞洲國家那樣懸殊。-

　　作者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