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9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學，北京商學院。現任國務院特邀監查員，國家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家評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評委，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5月21日-5月27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梁小民。----編者按

價格決定中的社會因素     5月24日  星期四

　　梁小民

　　今年春運鐵路不漲價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支持者大聲叫好，認為這體現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反對者則認為這違背了供求決定價格的規律，是反市場化的。這場爭論的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否完全由供求決定的？在決定價格時還要不要考慮其他因素？

　　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一場瘟疫使奶牛大量死亡，牛奶極其短缺，如果讓供求決定價格，牛奶的價格會極高。這時富人的狗仍然可以喝上充分的牛奶，但窮人的孩子會由于缺牛奶，營養不良，甚至餓死。這時政府該不該限制價格，實行配給制？我想大多數人都會支持政府這種作法，如果哪個經濟學家敢呼吁放開價格，讓牛奶價格自由上升，他會遭到滅頂之災，網民也許還會追殺他。事實上，即使在完全市場經濟的歐美各國，在

　　供求決定價格是一個原理，適用于一般情況，或者說適用于絕大多數情況。供求自發決定的價格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有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對于價格，政府還是干預的越少越好。計劃經濟的致命缺點正在于政府對價格管得太多，總想“物價穩定”，結果不是“市場繁榮”，而是“要嘛沒嘛”。市場化的改革總是從放開價格開始。

　　但是，供求決定價格作為一個原理，并不適用于一些特殊情況。任何原理都不是普遍適用的，總有例外。現實中，在兩種情況下政府要對供求決定的價格進行限制。一是供給若是壟斷者，可以通過控制供給來人為的推動價格上升，而且這種產品又對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壟斷在現實中并不罕見，如鉆石、頂尖級名牌產品都處于壟斷狀態，但并不需要限價。因為這些產品價格高低無關緊要，可以完全由企業去決定，即使企業用減少供給的方法提價也無所謂。但如果壟斷的產品涉及國計民生，價格就不能完全由供求關系決定。政府要從整個社會的利益出發，影響甚至控制價格的決定。如自來水、電力等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時在供求關系之外還是要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利益。

　　另一種情況是一些東西由于戰爭、天災或者供給能力有限，需求遠遠高于供給，而這種東西又是廣大群眾的必需品。如果放開價格完全由供求自發決定，價格會上升到大多數人無法接受的地步。這時為了社會公平與穩定、也有必要采取限價的做法。這時決定價格的在供求關系之外，還要考慮到社會因素。如大學學費、處方

　　在這種情況下限制價格時，難免要采用非市場的配給制，也會出現黑市交易等情況。但與價格過高的情況相比，價格限制還是利大于弊。當然，這種價格限制應該時短期的。戰爭、天災這類情況不會長期存在、供給不足要想辦法增加供給能力。這時價格的決定在供求關系之外還要考慮到人民的承受能力。

　　春運期間，鐵路價格就屬于這種情況。鐵路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國的鐵路運輸能力長期嚴重不足。中國人有回家過春節的習慣。尤其是在外辛苦了一年的民工都要回家過年。這種需求用什么手段都難以抑制。如果價格要上升到供求平衡的水平，那將使絕大多數民工無法承受。按供求原則定價，剝奪了許多人回家過年的權利。既不人道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如果提價幅度不到位，只是增加了民工回家的負擔，減少了他們本來就不多的收入，也是一種社會不公正。

　　批評不漲價者認為，由于不漲價造成民工購票困難以及黃牛黨猖狂。其實只要漲價不達到供求平衡的高價位，這些現象就難以消除。前兩年春運票價上升了，但買票不是同樣困難且黃牛黨同樣猖狂嗎？但誰都明白，象這樣大幅度上調火車票是不可能的。有人覺得，寧可多掏點錢也不愿排隊，但對那些收入并不高的民工而言是寧可排隊，也不愿多花錢的。盡管今年買票不易，但民工對不漲價表現出幾乎一致的支持。

　　還有反對漲價認為，不如在漲價的同時對民工實行補貼，即把暗補變為明補。在許多情況下，變按補為明補的確比不漲價要好。但就春運價格而言，實際上明補無法實施。民工是一個無組織的龐大群體，情況極為復雜。如何實行回家者補貼？說這種話的人是主張放開價格而又怕得罪民工而想出來的，大概他們也知道這種做法毫無可行性。

　　在第一次春運漲價聽證會時，我是主張有限調價的。但后來的情況是這種漲價并沒有起到緩解供求緊張、減少黃牛黨，使人們容易買票的作用，因為價格無法調控到使供求平衡的高價格，所以今年我支持春運不漲價。但我僅對“永不漲價”的說法，隨著民工收入增加，價格還可以上調，同時鐵路部門也要加大投入，增加供給能力。還是少說“永不漲價”這種話。

　　經濟學的原理是簡單的，但現實是復雜的。用簡單的原理去套復雜的現實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經濟學家在提出政策建議時，不僅要根據經濟學原理，還要考慮其他非經濟因素。決策的經濟學家還應該是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應該同時關注效率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