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

　　我國既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一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大國。從現實看，新階段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的是推進政府轉型及其相關的制度安排。在這里，我就“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府因素”的問題與大家探討。

　　首先，要全面把握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壓力。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兩大壓力：其一是資源環境約束的壓力越來越大；其二是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壓力正在凸顯。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這兩方面進行把握。

　　經濟增長要在資源與環境可承受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就是說，在現實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情況下，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好事。這是因為，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快速經濟增長不僅會大大削弱中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還將不斷加大經濟社會風險。

　　經濟增長要在廣大社會成員基本公共需求滿足程度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在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現實約束下，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路子很難走遠。能否逐步滿足全社會的基本公共需求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更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其次，要客觀估計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2003年SARS危機中，我院提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近幾年的實踐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滯后，是新階段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歷史地看，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中，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隨著改革發展的不斷推進，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作用在減少，負面作用越來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近幾年經濟過熱、土地失控、資源浪費、環境惡化以及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

　　由于政府對要素配置與定價不適當的行政控制，使要素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于產品部門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由此，造成要素市場的扭曲與失衡，并使資源環境的約束性矛盾明顯突出。而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快增長的體制性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另外，要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進入新階段，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全面制度創新的重點。面對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壓力和突出問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已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之一。

　　適應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需要大大強化政府的經濟性公共服務職能。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新階段，政府在可持續發展中有效地發揮作用，應當通過提供良好的經濟性公共服務，為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從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求看，要重點強化國家的經濟戰略職能。如切實加強政府的中長期戰略規劃職能、國家的

　　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不僅可以有效地緩解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可以在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消費、拉動內需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從改革的現實需求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盡快建立可靠的社會“安全網”，形成解決民生問題的體制保障，可以使市場化改革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

　　新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僅涉及到政府和市場的職能邊界，而且涉及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邊界。現實經濟活動中經常出現的中央宏觀調控目標與地方政府行為方式的矛盾和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現行“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中央地方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干部

　　為此，應當盡快實現中央地方關系由“以經濟總量為基礎”向“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的轉變，嚴格規定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并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機制。

　　當前，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必然會涉及行政干預過度、行政壟斷過多背后的政府利益、部門利益和行業利益的問題。為此，應當盡快實現政府決策和執行的公開與透明，建立有效的監督體制。切實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更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