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更不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在最低水平上，這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至少包含這樣幾層意思：中產階層占有一個相當的比例；社會的下層有一個過得去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

　　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在近幾年調整貧富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時，我們又看到，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也是緩解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重要措施。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個較大的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但客觀地說，中國的中產階層發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還是蹤影難覓，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認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層可以達到總就業人員的40%。但在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態中，農業勞動者階層仍占總就業人員的42.9%，社會中間階層僅占20%。中國還未形成社會中間階層占多數的“橄欖型”，而是各中下級階層偏大的“洋蔥頭”型 。而最近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則提出了一個有關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即將家庭年收入5.37-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10萬元作為中等收入者的標準。這項研究認為，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大約有1億人口符合這個標準。還要看到，即使是在比重很小的中產階層中，

公務員在其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一份《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將公務員排在中產階層三甲的位置，而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則將“黨政官員”列在中產階層的首位。

　　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展的空間。在當前，尤其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幾年中，一些關于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負面評價不斷見諸報端。“掠奪式經濟使中國中產階層迅速消失”、“中產階級的無產化”、“中產階層不堪重負”、“中產階級成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經常出現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產階層能夠更易在媒體上發出聲音，但其生活狀況在最近幾年中發生的一些變化，無疑是值得關注的。首先，隨著前些年大學擴招期間入學的大學生陸續以低薪進入職場，這不僅會拉低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而且會對原有白領階層的工作穩定性形成沖擊，使他們提高薪酬的難度加大。近兩年，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一個社會性問題。當大量低薪大學生進入職場時，特別是再過幾年，當這些低薪大學生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之后，這個問題將會更為突出；其次，生活負擔的加重。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

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們通常所說的“房奴”也主要指這個群體。

　　在近年來出臺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產階層有可能成為調節貧富差距的犧牲品。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規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范化而脫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此外，在諸如不久的將來可能開征的物業稅、

燃油稅等調控措施中，中產階層都可能會首當其沖。高書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有可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從國際上看，在過去的幾年中，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惡化已經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甚至憂慮。“中產階層的消失”、“中產階層的蒸發”等字眼，甚至成為文章的標題。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國，處于五等分中間20%的中層收入比15年前幾乎好不了多少。有資料顯示，在美國，年收入2.5-7.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2.5萬美元以下和7.5萬美元以上的兩個群體人數都在增加，形成中間凹陷的“M”型結構。塞尼特還指出，為了拉動消費，美國和英國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積債務，而歐洲的中產階級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說，在英國出現了“IPOD代”，即沒有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過重的稅負(overtaxed)和高筑的債務(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學者則發現，盡管近幾年日本的經濟在復蘇，“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規員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帶來較好收入的中產階層的職業卻沒有得到相應增加。根據一項日本官方調查，在20-34歲的人群中，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于中間階層的人，10年來降低了將近10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于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了13.3%。 一位日本經濟評論家尖銳地指出：“所謂經濟復蘇，是大企業和富有者階層的盛宴。大多數工薪階層不僅沒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會保障費和稅金的負擔，他們不可能感受到經濟的好轉。”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有人這樣描述：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征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在目前情況下，還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所謂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曉虹教授認為，中產階級，是一個直接和社會底層接觸的群體，比如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底層的人要打官司、看病、辦事，要接觸這些人，如果一個律師打官司獲益5萬，或一個醫生收了3000元紅包，那么在草根階層看來，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們對中產階層不滿、抱怨的原因，這些顯然要比富豪的一個商業行為賺百萬千萬更易被草根所覺察。而真正的精英寡頭化現象，草根未必能夠迅速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層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這種傾向無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中產階層要成為安身立命的一個階層，也需要以整個社會結構的優化作為條件。

　　在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展的空間。在當前，尤其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