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

　　體制創新：共建什么，共享什么

　　共建和諧社會是“共建”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從整個體制轉型來說，我覺得還可以再進一步拓展到四個方面，樹立“四位一體”的廣義共建觀：一是共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點的經濟體制；二是共建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三是共建以先進文化為目標的文化體制；四是共建以和諧社會為目標的社會體制。這四個方面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缺一不可，重點是前兩個方面。體制創新走到今天，需要進行“戰略提升”，即突破原有“單線突進”的思路，拓展到更廣闊的層面和更高的境界。這就不僅需要共建和諧社會，還要共建“四位一體”的新體制，樹立廣義的共建觀。

　　既然共建是一個“四位一體”的整體共建觀，因此對于“共享”的理解，也不能僅僅局限于物質財富的層面。現在，有的地方講的“共享”更多的還是在物質財富這個層面上。這從基礎方面是可以的，但從全面性出發，也需要拓展到更廣闊的層面和更高的境界。具體來說，主要是“共享”四個方面的成果。

　　第一，共享改革發展的物質成果。這是基礎。2006年我國的GDP(指大陸部分)已達20.9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7%；全國財政收入已達3.93萬億元，比上年凈增加7694億元。這都是物質成果。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全體人民都能夠共享得到。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破題。比如說，去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差距較大，如果加上其他收入，差距更大。解決長期遺留的城鄉差距的“存量問題”固然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不可能短期內奏效，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二者的實際“增長幅度”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一個增長高，一個增長低，呈“剪刀差”的形狀，這個“增量問題”更值得我們注意。正因為這樣，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政府投資要確保“三個高于”，其中第一個高于就是“用于直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投入高于上年”。之所以這樣做，我認為重點就是解決城鄉失衡問題。因此，如何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以適應全體人民(特別是7.8億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第二，共享改革發展的精神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精神成果也是不小的。比如說一些新的文化產品涌現，雖然其規模和質量還不盡如人意，但畢竟有一些成果。對這方面我們不能忽視。在研究共享時，也必須把這方面的問題納入我們的視野，以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

　　第三，共享改革發展的社會成果。社會成果主要分三大類，一類是屬于社會事業發展的成果，比如說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等；另一類是屬于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成果；還有一類是屬于社會運轉和組織方面的成果。這些也應該列入共享的范圍之內，以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對于公共服務的需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物質的，但更多是社會層面的。

　　第四，共享改革發展的政治成果。體制創新要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需要。

　　總之，在“共享”方面，我們的視野要寬一些，從面臨的任務來看，逐步由單項的、低層次的“共享”走向多元、高層次的“共享”。當然，這也需要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逐步由下端共享，發展到更高境界的共享。要循序漸進，但是目標必須明確，是“四位一體”的共享，而不是單項共享。

　　體制創新：誰來共建，誰來共享

　　在這個問題上，除特殊的病弱人群外，我主張共建者與共享者的統一，即誰參與共建，誰參與共享。以人為本的“人”，從橫向上來把握，不應該是某一部分人(不管這部分人是多還是少)，而應該界定為“全體人民”。“博愛”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視野、政策都應該“打到邊兒”，兩邊都不要留空白。正因為這樣，在靠誰來共建和共享問題上，我覺得應該全方位地把握以下三大系統：

　　其一，“社會主義勞動者”系統，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從“人”的角度出發，任何一個國家中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對中國來說，其社會制度所決定尤其如此。近些年來，工人和農民隊伍的內在結構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對改革起了極大的支撐作用，這是共建和共享的基本力量。

　　其二，“社會主義建設者”系統，主要是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講的包括六類群體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應該說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產生的社會群體。對這些“群體”中的某些“個體”存在的問題，需要全面客觀地分析，尤其要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實事求是地看到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改革初期、中期所起的束縛作用，以及由這種束縛作用所產生的“反應”。

　　其三，除勞動者系統和建設者系統之外，從社會運轉的角度分析，我認為有必要探討把

　　體制創新：如何共建，如何共享

　　總體而言，我認為，共建的機制應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整個體制中，基礎性的還是經濟體制，因此不能回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固然也有“失靈”的地方，但是在它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我們要學會如何運用市場機制來共建。2、充分發揮政府管理機制的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政府職能的四個方面，即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在對政府機制的把握上，應更加凸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現在政府經濟職能方面，特別是在公共服務方面十分薄弱，大有發揮作用的空間。3、充分發揮民主與法制的作用。少數官員嚴重腐敗，與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衡有關。因此，我們要學習、探索如何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民主與法制機制的作用。4、充分發揮道德倫理和社會價值強大的潛作用機制。除了發揮市場的機制、政府的機制和民主法治的機制，道德倫理的機制也不可或缺，不能忽視社會倫理價值在共建中的作用。例如，有些藥店縱容人們用醫保卡到藥店里面去買各種超市能買到的東西，把醫保卡變成了購物卡，就會使醫療保障制度變形。不久前我到新加坡考察，發現新加坡除了嚴格的法律和制度規范以及用物質利益弱化醫務人員的“尋利動機”外，他們很強調中華文化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對于國民思想境界的凈化作用。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值得深思和借鑒。

　　既然共享的內容是廣義的，共享的機制也應該是廣義的。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三種機制：1、公民在參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機會均等化機制。這里面核心的問題是克服各種各樣的“特權”。在我們的社會中，封建特權的殘余思想以及權力資本化的現象仍然是存在的。只有克服這些特權，才有可能提供平等的機會。2、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對全體社會成員按貢獻共享的機制。這里的貢獻包括勞動貢獻，也包括各種其他要素的貢獻。這樣才能真正回歸以人為主體，而不是以“計劃者”為主體。3、社會成員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面，逐步地實現大體均等化的機制。這實際上是按照人們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需要來共享。現階段在對基本公共服務政策的把握上應注意兩點：一是橫向上范圍要適中，二是縱向上標準要適度。(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