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平 陳甬軍

　　現代經濟學是構建于“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為什么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這就是“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最近幾十年中，許多國家收入急劇增長，而同期平均幸福卻保持不變甚或下降了。此一“幸福悖論”迫使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理論進行深刻反思。

　　“幸福悖論”的理論解釋

　　幸福悖論的解釋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種理論。這些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忽視變量”理論。這些理論認為，經濟學僅關注收入、財富和消費，而忽略了影響人們幸福的其他許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勵與創造、健康、政治參與、社會渴望、自由、利他主義的喪失、不平等、社會資本的減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別是，如果這些非經濟因素與收入、財富和消費等經濟因素呈負相關時，那么隨著GDP的增長，許多影響幸福的非經濟因素會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經濟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現收入增加了而人們的幸福沒有相應增加的“幸福悖論”。

　　另一類理論注重的是“比較視角”。這類理論包括相對收入理論、參照組理論或攀比理論。這些理論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當社會變得更富裕時，攀比水平隨之提高，導致收入—幸福曲線下移，從而使得總效用水平保持不變。羅伯特·弗蘭克(RobertFrank)的“相對消費理論”為該領域經濟學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弗蘭克看來，一個人的主觀福利與其相對地位有關。這就產生了一個零和(zero-sum)地位競爭：一人受罰，大家無趣。因此，地位競爭僅僅導致個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幸福并沒有增加。

　　黃有光提出了“東亞幸福缺口假說”及其解釋。所謂“東亞幸福缺口假說”是指東亞國家和地區不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具有高增長率，但卻比其它地區的幸福水平低。“東亞幸福缺口假說”事實上是“幸福悖論”在東亞的體現。對于這一現象，黃有光提出了五種可能的原因：1、由高增長和高消費所引致的擁擠、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環境破壞；2、正如“尋求幸福生活是直接通向不幸的道路”所啟示的那樣，無論在個人水平上還是在社會水平上，非常高的競爭程度可能有害于幸福；3、東亞人的教育方法和普通文化影響可能有害于真實創造以及個人和社會的幸福；4、東亞文化過分強調一致、秩序和集體利益而有害于個人主義、自由和幸福；5、東亞文化太強調外觀，強調不丟面子，而較少重視真實內容和真實情感。

　　幸福函數研究中因果關系的方向問題

　　平均而言，那些生活于富足國家的人們要比那些生活于貧窮國家的人更幸福，似乎表明高收入是幸福的原因。但從原則上講，反向因果關系也是可能的。例如，那些生活滿意度越高的民眾，可能越努力工作，因而也就出現越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說，幸福的人們可能更具有創造性和更富進取心，從而導致更高的收入。CharlesKenny的研究翻轉了幸福與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得出是幸福促進增長而非增長促進幸福的結論。在Kenny看來，更幸福的人是更誠懇的關系的創造者，他們創造了“關系物品”和“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Kenny那里，經濟增長是被解釋變量，幸福是解釋變量，是幸福決定了經濟增長，而不是經濟增長決定了幸福。

　　BrunoS.Frey和AloisStutzer考察了幸福與結婚的因果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講，結婚意味著配偶雙方達成一種具有強烈承諾的互利的長期關系，配偶期望從對方所表達的愛情、感謝、賞識中以及從安全和物質回報中獲得某種益處。經濟學家特別關注結婚在經濟方面的好處。貝克爾(Becker)認為，結婚不僅為應付生活中不利的事件提供了保險，而且也為利用家庭中的規模經濟和專業化提供了可能。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的研究業已證明，與單身的人相比，結婚者的身體和心理更健康，壽命也更長。大部分幸福函數的經驗估計顯示，結了婚的人報告的主觀福利或幸福水平，比從未結婚的或已

　　幸福決定因素的經驗研究

　　這一領域的研究者試圖發現影響人們幸福的不同因素的權重序列。不同的研究所強調的重點不同，這些因素主要包括：1、個人特征和社會人口統計學因素，包括性情趨向、特質與認知傾向、年齡、性別、種族、健康、婚姻、受教育程度、宗教等因素；2、微觀和宏觀經濟因素，包括絕對收入、相對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因素；3、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條件，如直接民主權利指數、地方自治程度指數等。

　　在經濟和政治因素方面的經驗研究的基本發現歸納如下：1、收入對幸福的影響：(1)平均而言，那些生活于富足國家的人們要比那些生活于貧窮國家的人更幸福。這個結果與傳統的經濟理念是一致的。(2)在一個國家中，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平均而言，富人比窮人的幸福水平更高。(3)近幾十年中，美國、英國、比利時和日本等西方國家人均收入急劇增加，但平均幸福水平卻保持不變甚至下降了。

　　2、失業對幸福的影響：(1)失業者自我報告的主觀福利水平要比那些同等條件下的非失業者低很多。有研究發現，失業對幸福的影響程度超過其他任何因素，包括諸如離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極因素。失業對幸福的影響依不同的人群而有差異。例如，失業對男人幸福的影響比對女人的影響大，對較高教育水平的人的影響比對較低教育水平的要大。(2)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總失業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從歐洲平均值的9%到10%)就會降低0.028個單位(滿分為4)的生活滿意度。失業率的這種小幅增長相當于2%的人口從一個生活滿意度類別下降到另一個生活滿意度類別，如從“不是很滿意”到“完全不滿意”。

　　3、通貨膨脹對幸福的影響：經驗研究顯示，通貨膨脹對人們的幸福水平存在顯著的負效應，不論它是可預期的還是不可預期的。

　　4、制度對幸福的影響：自由與幸福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因為它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而且因為好的政治制度確實能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

　　5、不平等對幸福的影響：Morawetz等人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個人自我評價的幸福就越低的假設。Alesina等人的研究顯示：在歐洲，窮人的幸福與不平等強負相關，而富人的幸福則不受不平等的影響。

　　幸福經濟學研究的啟示

　　毫無疑問，幸福經濟學的研究無論對經濟科學的發展還是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概而言之，幸福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具有如下兩方面的意義。

　　其一，幸福經濟學的研究促使人們反思現代經濟學的標準經濟理論。標準的經濟學理論采取“客觀主義者”的立場，是以觀測到的個人選擇為基礎而推斷個人效用的。僅取決于有形的因素(產品和勞務)的個人效用是從顯示行為(或偏好)中推斷出來的，而反過來被用于解釋所作出的選擇。這個“現代”觀點受實證主義運動的影響，它否認主觀主義者的經驗(如由調查所獲得的)；經驗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因為是不可客觀地觀測的；假設做出的選擇提供推斷結果效用所需的全部信息；公理化的顯示偏好方法不僅用于推導個人效用而且用于衡量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比較基于家庭的消費行為。其主導優勢也反映在微觀經濟學的教科書之中。但是，并非所有的當代經濟學家都同意這種觀點。許多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向決策、個人效用和福利理論提出挑戰。例如，經濟學中存在大量的非客觀主義的理論分析例子，他們有將情緒、后悔、自尊、目標完成、掌握和意圖、身份以及超越效用標準應用得更寬泛的考慮。

　　其二，幸福研究為經濟學命題的檢驗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對宏觀經濟波動的福利損失的考察。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波動的福利效應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與凱恩斯主義相聯系，認為衰退意味著可觀的損失——投資能力的低水平使用，失業者的情感損失以及分配不公。另一種觀點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相聯系，認為凱恩斯主義者高估了經濟周期的成本：衰退之后是繁榮，經濟周期不影響經濟活動的平均水平。幸福的經濟學研究表明，源于衰退的損失很大：不僅僅是GDP的下降和更多的失業，而且更重要的是，失業的影響具有滯后性。長期失業可以改變一個人對工作的態度，并降低他尋找工作的愿望。事實上，幸福的經濟學研究對傳統的痛苦指數提出了質疑。幸福經濟學的研究還表明，將GDP等同于福利顯然是不適當的；壟斷或市場勢力除了造成GDP的損失之外，還會以其他多種方式使消費者感到郁悶和不快。源于壟斷或市場勢力的這些郁悶和不快，或許可以通過幸福函數的多元回歸分離出來。據我們所知，迄今為止，國內外尚無人沿著這個思路去估計壟斷的福利損失。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有希望的研究路線！

　　幸福經濟學研究的政策含義也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幸福經濟學研究促使我們對如何促進人類發展和公民福利的傳統觀點進行反省。快樂、幸福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從而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幸福，而不是收入，應當成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關注目標。因此，衡量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財富更加全面的指標。

　　總之，幸福的經濟學研究有助于消除狹隘的GDP崇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關注人民的幸福。幸福方程的經驗研究有助于發現和確定效用函數中不同影響因素的權重，有助于測度和追蹤人民快樂和幸福的變化，有助于政府和政治家更有效地關注失業、離婚率、真實收入、不平等、友誼、交通堵塞、犯罪、健康等問題，從而制定更合理更科學的公共政策。

　　(作者單位：天津商學院經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