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怡

　　比較經濟學誕生于世界經濟跌宕起伏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發源地是美國。這是由一系列的客觀條件決定的。

　　一戰結束后，美國憑借遠離歐洲主戰場的天賜良機迅速積累起巨額財富，成長為世界金融經濟中心。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惡果，不光令整個美國經濟幾乎瀕于“全部毀滅”的邊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也陷入蕭條的深淵。而反觀世界的另一端———蘇聯卻欣欣向榮，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從1928年至1940年，蘇聯創造了一個行政指令的經濟。斯大林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使蘇聯經濟在一種高度集權的封閉式狀態下一下子發展起來。

　　西方深重的經濟危機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自動調節機能”已經愈益失靈，同時也宣告了以亞當·斯密古典學說為中心內容的自由放任主義傳統經濟理論思想的破產。如何拯救瀕于崩潰境地的美國經濟？經濟學家們將目光轉向了蘇聯模式，開始從結構和效果兩方面認真比較分析兩種經濟體制的優劣。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從事比較研究的經濟學家們的心目中，比較經濟學的存在是以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對立存在為基礎的。這種受“主義”比較法支配的比較研究，一直延續了約30年。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兩大“主義”制度內部漸漸出現了“變異”，形成了不同的制度變種。在這個變異的“刺激”之下，比較經濟學才得以打破以“主義”劃分經濟體制的窠臼，比較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才真正形成。

　　又過了20余年，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前蘇聯東歐國家政治劇變所引發的經濟制度變遷，對比較經濟學提出了全面挑戰。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比較經濟學框架內，根本不可能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制度變遷的過程進行描述和比較分析，而現實迫切需要對此做有理有據的、透徹的比較分析。這樣，現實的需要推動著比較經濟學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諸方面的變革。

　　歷史在這里劃了一道線。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比較經濟學被學者們稱為“傳統比較經濟學”， 九十年代以后的比較經濟學則被稱為“新比較經濟學”。 傳統比較經濟學具有這樣幾個缺陷：第一是僅憑借已有理論簡單對各國經濟體制進行分類和比較，而忽視了借助經驗性研究對現有理論提出挑戰；第二，受先驗的主流經濟學理性最大化和必然進步兩種觀念的支配；第三，以結構主義為理論基礎，只關注結構的經濟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視為外生變量。

　　“新比較經濟學”秉承了“傳統比較經濟學”的基本理念，但在方法、理論、內容和觀點，甚至體系方面作了極大甚至根本性的改進。它從生產力變化以及經濟環境、政治、歷史、文化傳統和地理條件等方面的差異來比較經濟體制，因而能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過程做出歷史性說明，并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提供了較為健全的認識基礎。

　　例如，美國愛達荷艾伯森學院(Albertson College of Idaho)的國際經濟學家、福布萊特學者James Angresano教授，在其1996年出版的專著《比較經濟學》中，運用演化經濟學的方法、歷史遞進的方式，深入探究當今世界上各種經濟體制形成的歷史根源，并從哲學、歷史、政治等多種角度作細致分析，比較了各自的績效。

　　墨爾本大學政治學系的R.C. Mascarenhas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比較政治經濟學》(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書中，批判吸收了新古典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借助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著力分析在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變化；他總結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三種代表模式———盎格魯———美國模式、德國社會市場模式和日本———東亞模式，并對這三種模式一一作了分析和比較。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學教授Steven Rosefielde則強調文化因素對經濟體制差異性的決定性影響，并且對權力和貧富差距給予了較大關注；他對比研究了完全自由經濟和完全管制經濟，并描述了歐美、日本、俄羅斯、中國和韓國等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他在此基礎上展望世界經濟體制發展趨勢的嘗試，留給學界很多啟示。

　　新比較經濟學確實在擺脫“主義”比較的方法，在突破傳統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應清楚意識到的一個事實是，現在的比較經濟學仍然是一個不成熟的學科。構建統一、完整和穩定的比較經濟學研究體系，比較經濟學家們腳下路途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