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

　　目前，我國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城鄉發展的失衡、區域經濟的失衡、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以及分配的失衡等等，都是民生問題的一個側面。因此，聚焦民生，就找到了問題的要害。關注和重視民生，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

　　民生離不開衣、食、住、行，脫離多數人的生計來談論民生，只會是一個空洞的概念。當前流行的看法是，民生就是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故而在媒體上就有了“四大民生問題”、“五大民生問題”或“十大民生問題”之說。按照這種列清單的邏輯，除了前面所列舉的以外，還有生態環境、安全生產、社會治安、食品藥品安全、土地、住房、道路交通、物價等等，沒有一個是不重要的，都可列為民生問題。再延伸下去，那就無所不包了。很顯然，這種理解很容易把民生變為到處貼的標簽，想強調什么，就可以說是民生問題。一旦什么問題都演變為民生問題，政策制定就會無所適從，不分主次；財政投入的重點可能就會被擠來擠去，今年這個是重點，明年那個是重點，后年的重點又變了樣。若是如此，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就會落空。

　　在我國現階段，民生之所以變為一個“問題”，成為各界的熱門話題，是因為社會成員在經濟上的分層化越來越明顯，差距有加大的趨勢。在現象層面上表現出來的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問題，無一不是指向困難群體的。對于他們而言，主要的資本是體力，主要的(或惟一的)收入是工資。不言而喻，對于他們來說，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就變成了“問題”，故而有了“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等廣為存在的社會現象。但對于富裕人群來講，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他們的主要資本不是體力，主要收入是高薪或是股息、紅利、租金等資產性收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較多財產和收入的人，自然就擁有更大的權利。這種權力是用貨幣來標識的，從而屬于經濟權利。這種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必然造成消費的不平等。從生存的角度來觀察，消費的不平等最具有威脅性。

　　僅靠體力勞動為生的人是社會的大多數，他們才是民生問題的真正主體。實現基本消費的權利平等化，是民生的要義所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也就是要推進消費權利的平等化，減少財產、收入不平等所帶來的消費不平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不平等、收入不平等與消費不平等處于三個不同的層次。從不平等程度來說，只要是市場經濟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趨向，那就是“財產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消費不平等”。但從對于人的重要程度來衡量，卻是相反的序列：“消費＞收入＞財產”。從消費、收入、財產對于人的重要程度不同這一點延伸開來，從社會角度來觀察，就會產生如下關系：消費的平等性要求遠大于收入和財產的平等性要求。民生之于社會的重要性，正是基于消費之于人的重要性。

　　站在個體角度，個人消費水平取決于個人收入和財產的多寡。但若站在社會角度，絕不能得出相反的結論：收入、財產少的人只能少消費，無收入、財產的人就不消費。“民生”這個命題之所以產生，并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正是因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否定了上述結論。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切平等，包括消費、收入和財產。而當前社會生產力所能容納的“平等”，只能是基本消費平等，消費、收入和財產的全面平等還難以達成。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是基本消費平等也還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艱苦努力才能實現。

　　基本消費包括保障基本營養、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這“四個基本”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內容，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當平等享有的。消費活動總是由個人來完成的，但從消費成本的支付方式來看，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是由個人支付的私人消費，二是由政府買單的公共消費。一般而言，吃飯穿衣多是由個人來支付的，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多由政府來付賬。公共消費屬于基本公共服務的范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無疑有助于民生的改善。私人消費按照其支付來源分析，又可分為兩塊：一是由私人收入實現的私人消費，如工薪收入、資產性收入等；二是通過社會保險和轉移支付來實現的私人消費，如失業救濟金、養老金、社會救濟金等。對于前者，就業最重要；對于后者，社會保障制度是基礎。可見，改善民生，實現基本消費的平等，離不開就業、公共財政、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等相關的制度與政策。隨著這些制度和政策的健全與完善，由收入、財產不平等所導致的基本消費不平等(即民生問題)就可大大緩解。

　　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來分析，民生問題也是內在于社會再生產過程之中的基本問題。社會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四環節，民生屬于消費范疇，自然就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民生出現了“問題”，意味著社會再生產過程出現了梗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落腳點實質也是在民生問題上。廣大勞動者絕對貧困化，變成了無產階級，由收入、財產不平等所帶來的消費的極端不平等，導致民不聊生，消費需求不足，產品賣不出去，引發經濟危機。這個邏輯也被凱恩斯所發現，只不過用另一套話語提出了與馬克思不同的主張，即，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異化，緩解手段與目的被顛倒所帶來的有效需求不足，以保持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暢。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我們關注民生，重視民生，就是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社會再產生過程的出發點和歸宿，但市場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會自動實現這一點，經濟權利的不平等總是在消解它。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就要借助于政府與社會的力量來構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以使民生問題——基本消費的平等化，能被“鎖定”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之中，以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