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躍春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是利己的還是利他的？多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囚徒悖論”，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警方抓到了兩個共同犯罪的嫌疑人，但由于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只得把他們隔離囚禁起來，要求他們坦白交待。因為不能互相溝通，面對招供還是不招供，兩個囚徒對如何作出于己有利的選擇猶豫不定。

　　美國現代短篇小說家歐·亨利在其小說《麥琪的禮物》中講了一對生活窮困潦倒的夫婦的故事。為了能夠給對方送上圣誕禮物，妻子將自己一頭金發賣掉，為丈夫買了一條表鏈；誰知丈夫卻將自己的懷表賣掉，為妻子買了一套發卡。兩人出于愛心的利他主義行為，結果使雙方的利益同時受損。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麥琪的悖論”。

　　上述兩個故事，一個是“利己”導致的悖論，另一個是“利他”導致的悖論。這兩個悖論盡管內容不同，但都涉及在“利己”與“利他”的權衡中如何作出自己理性選擇的問題。然而，最符合個體理性的行為，卻不一定符合集體理性。這說明，在社會生活中，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個體理性可能導致集體非理性。那么，如何處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關系，避免陷入悖論的困境呢？問題不在于否定個體理性，而在于如何建立起一種激勵兼容機制，促使個體理性實現，并達到實現集體理性的目標。

　　這兩個悖論故事，還使人聯想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的兩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國富論》，另一部是《道德情操論》。前者從物質利益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經濟觀；后者從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人們通常認為，斯密的這兩部著作是同樣偉大而又分裂的重要著作，因為它們都揭示了人性中“利己”與“利他”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國富論》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道德情操論》的出發點是利他主義，那么，如何才能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他的矛盾呢？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兩個斯密”之謎。

　　從“囚徒悖論”、“麥琪的悖論”到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及其悖論，都涉及“利己”與“利他”的矛盾。研究這些悖論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首先，正確地運用假設是科學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方法。任何理論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科學假設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須來源于社會實踐和生活實際。假設不僅具有抽象性，而且具有現實性和辯證性。在科學研究中，應當避免提出虛假的、脫離現實的和以偏概全的假設。

　　其次，正確理解和處理“利己”與“利他”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個人行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不可能是絕對利己主義或利他主義的。如果把“利己”或“利他”的抽象推向極端，要么視利己之心為與生俱來或一成不變的東西，要么把利他之心絕對化或永恒化，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利己悖論”或“利他悖論”，這既不合乎邏輯，也有悖于情理。

　　再次，重視經濟學悖論對人類理性思維提出的挑戰，探討悖論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任何理論都有自身的邊界。一個成功的理論，除了在其邊界內具有邏輯一致性外，還需要對現實世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在斯密之后，“經濟人”假設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和質疑，如“利他行為”對“利己行為”的懷疑、“有限理性”對“完全理性”的抨擊，以及“滿意利益”對“最大利益”的挑戰等等。這些批評和質疑，無疑都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

　　《人民日報》 (2007-04-13 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