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賢方

　　美國理工大學(NYIT)商學院副教授、終身教授，負責學校的中國MBA項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顧問

　　在1960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前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總理赫魯曉夫與西方政治家在爭執中，脫下皮鞋敲桌子吼叫：“我們將要埋葬你們！”在那社會主義陣營的最輝煌年代，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國經濟在發展速度上遠超過了西方世界，蘇聯1957年10月4日就首次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奠定了人類歷史新紀元，這一勢頭引起了西方的極大擔憂和恐懼。

　　可歷史卻開了一個玩笑。今天，赫魯曉夫的話已沒有多少人記得了，蘇聯和華沙條約同盟國已煙消云散。中國則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某美國學者在訪問中國后大為感慨，中國官員對市場經濟的了解甚于很多西方政客。

　　制度的競爭似乎已見分曉。可是且慢，仍有問題無法解答：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比較，真擁有絕對優越性，哪為什么新中國建國初期能高速發展，為什么蘇聯、東歐等國早年的經濟增長會遠超過西方國家？從當年的興旺到后來的相對落伍，究竟是歷史的偶然性，還是普遍性？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的毛病出在公有制，因為它扼殺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因為人的自私是生來具有的。看看中國農村，1979年實行包產到戶后就帶來產出的驚人突破，再看看城市個體戶商販，在經營中表現出的忘我勞動精神，這聽起來很有些道理。然而，問題又來了。看美國2004年的勞工統計數據，制造業20人以下的小公司雇傭了不足9%的勞工總數，而500人以上的公司雇傭勞工總數為56%。美國萬人以上大公司只占公司總數的1%，卻雇傭了行業勞工總數25%。所以，美國的極大多數，從藍領到高管，都是領取薪金的打工仔。既不是記件工資也不是承包，換言之，老美缺乏私有制下的動力。

　　其實，經濟效果更要看配置效率，看一個社會如何把有限資源分配到各生產部門，從而生產出最佳的商品組合，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計劃經濟意味著集中，通過自上而下的權力、統一計劃，來分配資源和協調部門經濟，市場經濟則是分散，自下而上，以交換來協調部門經濟，通過價格波動達到資源分配，再由競爭保證效率。這兩種制度各有利弊，隨著環境不同也會更展現出其優勢。

　　早在1937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就提出了這一問題：如果說市場是生產組織的最有效方式，那為什么還有公司的存在———那實際是個計劃經濟體，以強制性計劃和行政式指令來組織生產活動？探索這個問題的結果，產生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科斯也因此獲得了1991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認為，以市場組織經濟活動是有代價的，即所謂“交易成本”，當市場職能被公司以行政手段取代，也就節省了這個交易成本。但是，為什么沒有形成一個國家級公司，完全取代市場職能呢？因為行政組織的使用也有代價，而該成本會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那么，某經濟活動是通過市場還是公司內部來組織，公司的擴展該到何規模才是最佳的？在自由經濟中，這些都通過競爭來決定。某種組織形式盛行，意味著在此情況下，它效率最高。

　　計劃經濟靠權威性計劃來組織生產，以行政性指令取代價格機制，分配資源，協調部門關系。它有先進性，因為靠理性規劃來克服市場盲目性，以尋求資源的有效使用。可人類社會面對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市場需求，都是千變萬化，難以預測的，而且人類又缺乏完全的理性，所以，理性體制在執行中反而有很大的局限性。

　　工業革命把世界帶入了大機器時代，成百倍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社會化大生產尋求的是規模經濟、標準化、程序化，依賴于部門間的高度協調。所以，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工業革命中發展起來的經濟結構，只有計劃體制才能發揮最大潛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最優化整合，這帶來了它早年的高速發展。

　　可是，隨著分工的日益精細化，部門間的協調任務也就更為復雜繁重。如果說，社會分工是以算數級數增加，那部門間協調的復雜性就是以幾何級數在增長，這是對計劃體制的嚴峻挑戰。而且，經濟越發展，體制負荷越重。就如同運行中的電腦，輸入程序太大，內存用盡后就會死機(Crash)。總而言之，是經濟的大發展，帶來了計劃經濟的弊利消長，而且弊病越來越明顯：資源分配失誤，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抑制創新，等等。

　　這個結論與《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Toffler)的觀點是一致的。他認為今天社會主義模式在世界處于低潮，問題不在制度，而是因為它撞上了第三次浪潮，無法有效應對科技、信息、知識興起所帶來的社會大變遷。

　　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市場經濟的崛起。然而，盲目的市場化并不是組織生產的最佳方式，周期性衰退就是例證。這一選擇也是次佳的(Second Best)。但因為高度社會分工、不可確定性，再加人類智能的不足，市場經濟成了唯一順暢運行的模式。

　　從赫魯曉夫演說到今天，不過40多年，歷史尚沒有蓋棺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科技發展，特別是信息、通訊、運輸等的大突破，帶來協調成本的降低，也帶來公司規模的大擴張。1950年，美國前100強公司的銷售總額占GDP的21.6%，而今天則是近40%，越來越少的公司，主宰著越來越大的經濟分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