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霞(德國)

　　馬克思、韋伯、熊彼特、哈耶克等一串德文名字，相繼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影響過中國。有的似乎漸漸地被淡忘，有的正被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提起。

　　經濟學家服務于經濟社會，就像醫生治病，不同的經濟疾患需要不同的藥方，假如生搬硬套別人的處方，就很危險。

　　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權力過度集中。他主張，由市場自發地形成價格秩序，政府可以維持法治，管管道路和環境污染什么的。而最近剛剛去世的彌爾頓·弗里德曼也主張盡可能地限制政府職能，以保障社會和經濟秩序。

　　解讀哈耶克，他的思想大致是：政府怎么知道張三李四的需求呢？又怎么能為每一個具體的東西制定合理的價格呢？市場當然比政府更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做什么。所以，應該放手讓市場自發形成某種秩序。當然，完全放任市場自由，有些人會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為所欲為，比如不顧環境，或者弄虛作假，所以需要加強道德約束和法制監督。

　　這聽起來很圓滿。哈耶克是大師，大師的話對不對呢？我要用西方戰略學家最鐘愛的一句話來回答： It depends! 是的，要看情況，不能因為人家的話有道理就閉著眼睛亂用。

　　哈耶克的理論問世于

　　我們很無奈地看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弊端，在中國同時存在：在市場經濟下，平民階層的自私自利導致了爾虞我詐、偽劣產品泛濫以及環境嚴重污染的局面；在權力相對集中的計劃經濟環境下，部分權貴階層的自私自利又導致了官僚資本壟斷，同樣人們也缺乏充分的安全感。

　　看起來，說德語的馬克思和哈耶克，正在文明古國中國混戰，這是什么原因？

　　社會的變革，最怕從一個極端突然走向另一個極端。生吞活剝洋人的理論而食洋不化，從“閉關鎖國”到“海納百川”，這樣一種制度上的大變革，中國幾乎沒有給過自己過渡的空間，巨大的沖擊激蕩著整個中國。

　　在法制不健全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動搖的情況下開放市場，極有可能會產生部分人依靠權力來占盡市場先機，也會讓部分人趨奉權貴，靠各種“小聰明”發財。

　　對于中國來說，不論是為了營造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還是為了尋求發展的突破口，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 然而，我們不要忘了，在徹底拋棄計劃經濟之前，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和做事模式依然在起著深刻的影響。事情就是這么矛盾：這些年來，中國引以為自豪的經濟飛速發展，多少得益于計劃經濟的模式。換句話說，中國的市場經濟

　　其實，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都是雙刃劍，在兩種經濟模式未能很好地咬合的情況下，要想成長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一個都不能少。然而，在中國，這兩大方面的建設大大滯后，這不僅影響了法制的公正，也挑戰著人們的一般道德標準。

　　正像哈耶克說的，上面的人不可能對下面事事了解，只有老百姓知道他們自己的需求。故此，倘若要培育健康的經濟體，需要穩定的、細致的、長期的調整。

　　基于中國的地域和人口規模，中國只能一步一步腳踏實地走自己的道路，那就需要傾聽人民的呼聲，需要團結的精神進行跨行業、跨地區和跨時代的協作，以認真求實的精神改善每一個細節。

　　市場也好，計劃也罷，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切勿盲目地拘泥于名詞。

　　國內有一些現象，相當耐人尋味。比如說：有些人一聽到計劃兩個字，就敏感地想到“開倒車”，如此極端思維，市場經濟成了無政府主義。

　　過猶不及，形似神不似的模仿，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勢必要造成無數的漏洞，受益的注定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而傷害的則是廣大的民眾和國家的未來。

　　搬弄哈耶克，千萬不可斷章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