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中國的乾隆盛世，其一年的財政收入，如果算下來，還不如今天一個私營公司無錫尚德一年的收入，而這樣的中國經濟和財富奇跡，正是得益于各國制度的同質化、資本的全球化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文/陳志武

　　乾隆是盛世皇帝，可他在1766年可以花的錢并不比2007年施正榮的“無錫尚德”要多。若以無錫尚德2007年的預計收入衡量，盛世乾隆的財富和他可以控制的開支，遠不如今天一個施正榮。正是各國制度的同質化、資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像“無錫尚德”這樣的中國經濟和財富奇跡。

　　雖然《大國崛起》的制片人和導演沒有這么說，但實際上橫穿近代大國的主旋律應該是資本全球化與制度同質化的力量。資本全球化促進制度同質化，后者反過來又促進前者的升華，一個個大國崛起的故事是資本全球化奇跡的具體表現。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功也是這種奇跡的繼續，是過去500年資本全球化進程帶給中國的禮物。

　　就以施正榮先生以及他創建的無錫尚德為例，施先生的財富故事正在激勵著新一代創業者，由此引發的創業精神也在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雖然無錫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的收入近6億美元，2007年預計達12億美元。這些數字背后包含著什么歷史？其意義又在哪里呢？

　　我們常說18世紀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國的鼎盛時期，到處歌舞升平。如果把無錫尚德跟盛世時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誰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為例，那年朝廷的財政收入是4937萬兩銀子，如果按照今天一公斤銀子為3600元的價格算，相當于今天的11.4億美元，比無錫尚德2006年的銷售收入要多，但卻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說，當年一個盛世朝廷的年收入還頂不上一個今年只有6歲的私人公司——無錫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錢并不比今年施正榮的尚德要多，更何況施正榮還有自己29億美元的財富。所以，雖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財富以及能控制的開支卻不如今天一個施正榮！

　　如果把施正榮跟1838年或者1848年時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榮就更占優勢了。因為1838年的朝廷財政收入是4127萬銀兩，到1848年下降到3794萬兩，都比乾隆時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國，像尚德這種規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數千個甚至數萬個，物質生活狀況超過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個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過去比較，不只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增長速度史無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資規模破世界紀錄，而且還會看到眾多個人的生活條件和財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加優越。

　　到底是什么給中國帶來這么多奇跡？為什么2001年才38歲的施正榮僅僅花了6年時間就成為29億美元的富豪？這個世界能如此創造奇跡，原因當然很多，在這里我們至少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講。

　　第一，自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按照中國政法大學叢日云教授的話說，過去28年的改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讓老百姓從“為別人干活”改為“可以為自己干活”，給老百姓應該有的自由謀生空間。——這些年的經濟成就表明，這么簡單的一點制度改革便能釋放出這么多的經濟動力，稍微放開一點私有產權就能帶來如此大的激勵！施正榮為自己創業，效果就是不一樣！

　　中國的開放不可缺，沒有開放，無錫尚德的太陽能設備就無法出口，不能出口到德國、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單單是中國一廂情愿地開放還不夠，在中國海軍、空軍實力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為了讓載滿尚德太陽能設備的出口貨船在海上、在目的地社會中暢通無阻，不被海盜搶劫、不被當地暴民無理亂殺，世界秩序還必須是以規則為基礎的，而不是以野蠻暴力當道。想當年，西班牙、荷蘭以及后來的英國人從事跨國貿易的時候，他們在各地面對的是異質文化、異質制度、異質社會，外國人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沒有保障，他們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蠻暴力，以此來保障他們的安全。可想而知那時的跨國貿易成本有多高了。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世界秩序經過近500年的構建和演變，已不再以野蠻暴力為基礎，不僅原來沒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國家已基本在建立法制體系，而且各國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相當同質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歐大陸法系。特別是在商業法、公司法和

證券類法律方面，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各國基本都在仿照美國的相關法律。各國制度的同質化趨勢是如此之強，以至于哈佛大學的福山教授下結論說是“歷史的終結”——既然大家都在采用類似的制度，以后就沒有什么異國歷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質化使各國的商業貿易與合同規則越來越趨同，使跨國貿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國市場加速深化。結果是，不論尚德是在無錫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產的太陽能設備都可以賣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個交易、運輸過程的成本很低，讓尚德的出口市場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因此，制度同質化是尚德奇跡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資本全球化帶動下的西技東漸。換言之，尚德的發起和快速增長靠的是現代工業制造技術，那么今天中國得以奇跡般增長的工業技術又是如何而來的呢？這就得追溯到鴉片戰爭和之后的洋務運動，如果沒有鴉片戰爭后的開放以及資本趨利的本性，到2001年時中國工業化的程度可能不會那么高。正是國際資本的趨利動力，把西方自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成果逐步帶入中國，才能使今天的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使尚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家太陽能設備制造商之一。我們可能會指責國際資本的趨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沒有利益的驅動，誰會免費把工業技術送來呢？

　　當然，最后還需要國際資本市場的支持，如果沒有創業投資基金、私人股權基金對尚德上市前的投資，尚德的上市可能不會那么成功，其規模很難增長得那么快。特別是在紐約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資渠道被大大拓寬，出口市場地位、行業地位得到空前的穩固。有了這些，尚德在2007年的銷售才有可能突破12億美元，超過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財政收入！所以，各國制度的同質化、資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像尚德這樣的

中國經濟和財富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