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有一次去圖書館，去借英國老牌經濟史學家托尼(R.H.Tawney)在1929年出版的名著《平等》(Equality)。書拿到一看，是當時出的原版，沾滿了灰塵。翻開第一頁，赫然寫著托尼的簽名。落款下面還有日期，1931年3月6日。恰好我去年讀過最新翻譯出版的《方顯廷回憶錄》，所以知道托尼那時正好在中國南開大學訪問。書上還有一段托尼的親筆文字，大意是感謝某某博士的熱情照顧。可那位博士的名字縮寫，卻因為日久漫漶而看不清楚了。托尼這段文字上被惡狠狠地蓋上了“注銷”的圖章，書后還貼了一張上海舊書店的標簽，定價2.5元，只是不知它最后怎樣又回到上海圖書館了。

　　網上可以查到托尼教授的簽名，對比一下就知道真跡無疑了。

　　無論在經濟思想史上，還是近代政治活動史上，托尼都是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人物。托尼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拿到現代史的學位，輾轉幾個學校任教以后，來到費邊社巨擘韋布創辦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他長年在這里教授經濟史，影響了整整一代英倫的年輕人。

　　托尼的工作可以分成幾個方面，每一方面都很了不起。一戰前后，馬克斯·韋伯是歐陸學界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非常轟動，后來被帕森斯翻譯成英文，在全球范圍內奠定了韋伯的學術聲譽。當時對于韋伯的這套解釋資本主義的理論，學界爭議很多。最激烈的是同為德國歷史學派繼承人的桑巴特。他寫了《奢侈與資本主義》試圖完全顛覆韋伯的論證，說明不是節欲而是縱欲才催生出資本主義。另一位宗教學者特洛爾奇也寫了《基督教理論與現代》批駁韋伯幻想的宗教分析。

　　英美的經濟學界，似乎極少有人具備深厚的經濟和歷史學涵養，所以大家都很難對韋伯的論述插上什么話。只有托尼是例外。他對基督教有極深的研究，求學期間主要研究中世紀英國經濟史。而教會史也是那段歷史的一部分，他是下過苦功的。所以他在1926年精心寫成一本題為《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的小冊子，扎實地討論英國資本主義興起時對教會很有限的作用，客觀地批評了韋伯一些夸大的地方。這本小冊子在西方流傳極廣，日后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領袖、當時還同樣年輕的弗蘭克·奈特就對這本書大加贊賞。去年，這本書終于有了中譯本。

　　再看托尼在工人運動和工人教育問題上的影響。他本人始終是費邊社核心成員，和韋布、拉斯基等人關系很深。托尼堅持費邊社主張的“漸進地改良世界”原則，身體力行，加入“工人教育協會”，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其中一半時間是這個協會的主席。

　　費邊社的思想較早傳入中國，而且在知識分子中曾經時髦，所以國人對托尼其人其書并不陌生。現在很容易找到的書就有，1928年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1930年神州國光社翻譯出版的《社會主義之教育政策》，主要是他討論社會實際運作和教育的著作。當時在南開任教的蔣廷黻自稱受惠于托尼極多，親自翻譯過托尼多篇論文發在雜志上。蔣廷黻反復稱道《十六世紀的農村土地問題》，推薦給學生看。這是托尼拿學位時寫的，至今仍是這個領域的經典。我們都知道，后來蔣廷黻最著名的學生是費正清，長期執掌哈佛的中國研究，現在已經反過來影響國內的歷史研究。

　　1930年底，托尼應南開大學之邀訪華。他可不是像羅素或者杜威那樣來講學或者游覽，而想在中國扎扎實實做些研究工作。南開大學經濟系建立不久，正由耶魯畢業生何廉主持，加上同是耶魯畢業的方顯廷剛剛回國，很想聯手大干一番事業。

　　據方顯廷回憶，托尼到了中國就說想調查農村的土地和勞動狀況。本來有資本在中國學生面前大吹一通的托尼，不愿多講自己，只想工作。好在何廉與方顯廷素來重視資料搜集和整理，可以便捷地為托尼提供大量第一手農村資料。托尼便利用南開的資料，加上一些訪問訪談的直觀感受，再有與何廉、方顯廷等一流學者的反復討論，在很短時間內寫出了《中國土地與勞工》。這本書材料翔實，邏輯清晰，國內外頗多好評。當然也有不同觀點，比他稍晚的霍普金斯大學的卜凱(J.L.Buck，即著名作家賽珍珠的丈夫)也組織人手在中國實際調查，得出結論和托尼有所不同。又過30年，張五常研究中國土地租佃制度時也讀了托尼這本書，然后說，“此公對農業一無所知，經濟也是門外漢。”熟悉張五常教授的人，應不會對這樣的評語過于驚訝。

　　托尼對學術、對學生、對社會、對宗教都有極大的熱情。素來狂傲的芝加哥政治學家列奧·施特勞斯也把托尼看作英倫極少能理解他的人。1982年，經濟思想史專家里斯曼(David Reisman)寫了《托尼、加爾布雷斯和斯密》，把這三位同時影響學術和社會的經濟學家并舉。這三人都對市場經濟有極深的洞察，都忍不住關注國家，關注社會福利，情愿為了社會福利而部分放棄優美的學術理論。把托尼置于斯密和加爾布雷斯的行列里，我想，這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