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鄧小平南方講話十五周年

　　中國之路之改革綜論篇

　　1989年的“政治風波”過后，中國的改革進程出現了兩年多的停滯，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才使改革在新的基礎上再次開始。15年來中國的變化舉世有目共睹:在“改革”方面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在“開放”方面中國實現了加入WTO的愿望。盡管這個“市場經濟”前面還有“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限制詞，但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是有限制詞(“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經濟”等等)的，而且除了政府的強控制以外，中國如今對“市場經濟”的其他“限制”(福利、勞工權利、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發展乃至宗教傳統的約束等等)絕不比所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多，以至于像張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稱贊“中國比美國更自由”，而李嘉誠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會”之余似乎并不擔心不民主會妨礙市場利好。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雖然有過渡期特殊條款的保護，但這過渡期并不長，中國在全球化中“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應當說是相當快的。

　　十五年進步不輸“劇變”國家

　　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謂給人滄桑之感！

　　與這些象征相表里的，是15年來的實際變化。在“不爭論”、“少說多做，做而不說”的“小平智慧”下，這些變化之大可以說不亞于所謂發生了“劇變”的一些轉軌國家。1992-1997年間，在對外資、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政策大幅度開放的同時，中國經濟體制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糧票，“票證經濟”的結束預示著中國開始由命令經濟的短缺時代走向市場經濟的過剩時代。二是開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溫到狂熱的“股潮”。雖然尚非正常的資本市場，但中國式的股市開創了一種獨特的原始積累模式。三是在蘇南等傳統集體經濟(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經濟)性質的鄉鎮企業發達地區進行了一場雷厲風行的私有化運動，隨著“蘇南模式”的過時，1997年出臺的《鄉鎮企業法》首次明確了“鄉鎮企業”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義，由“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淵源形成的鄉企屬于“集體經濟”之說從此成為歷史。受“鄉企轉制”成功的推動，許多地區(山東諸城等)出現了縣域范圍內地方國有企業“全賣光”乃至“送光”的實踐。

　　1997年的十五大開始了又一新階段。這次大會吹響了“國企改革攻堅戰”的號角。先是維持“國有”以便用國家權力迅速實現“減員增效”，避免了私人老板裁員要克服工會阻撓的尷尬，繼而把已完成減員的企業脫去“國有”帽子，在“就業優先”旗號下以內定價格實現資產“置換”，避免了公開競價的麻煩。中國人嫻熟地交替使用“科斯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比許多民主轉軌國家更順利地完成了大批企業的產權改革，而且據說“交易費用”很低。產權改革配合“招商引資”，使投資日益強勁，經濟日趨繁榮。

　　與此同時，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強調財政上中央集權但不集責，出現所謂“財權上收，事權(應為事責)下放”的趨勢。一方面上級財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擴大，國家調控加強，大城市基礎設施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基層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供應出現短缺，尤其以農村為甚，而在維持“事責”的名義下，農民負擔卻日益加重，以致出現“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

　　這期間，中國的對外開放步伐也在加快。尤其是2001年的兩件大事意義重大:這年的9·11使中美在反恐問題上找到共同利益，中國的國際環境自此明顯改善。而這年11月中國順利加入WTO更是中國走向“全球化”之路上的里程碑。在內需不足的背景下，投資與外貿日益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雙輪驅動”機制。沒有什么比外貿數字更能說明中國的劇變:1956—1973年，我國先后與西方和蘇聯集團鬧翻，外貿萎縮至微不足道，18年間有16年小額順差，但這除了顯示閉關自守外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經濟有什么競爭力。1974—1989年，由于尼克松訪華后國門逐漸開啟，接著是改革開放，外貿驟興。但那時產業結構落后限制了出口值，百廢待興的建設造成投資品進口大增，加上當時改革帶來的普遍性生活改善導致進口消費品增長，因此出現我國外貿史上的大逆差時代:16年中有11年逆差，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達149億美元，遠遠超過建國至此前30多年的累計順差。但這個工業化投資拉動的“大逆差”形成的生產力，加上我國突出的低成本優勢，使1990年后中國走上出口導向型起飛之路，從此轉入大順差。而2001年的“入世”更使我國加速成為“世界工廠”，外貿總額五年呈三倍增長，從2000年的4743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億美元。而順差更是出現爆炸式增長:2004年為320億美元，2005年為1019億美元，2006年更達1775億美元，兩年竟有5倍之長！而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短短十余年間，中國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涌進中國。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謂給人滄桑之感！

　　社會公正問題越來越突出

　　這十五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是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以致民間有“初一十五不一樣”之說。

　　無疑，15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這15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15年來，中國借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轉軌國家“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然而社會公正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我國如今不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不斷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使得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數下的國家更高。我國如今不僅存在著公共品供給的不足，而且還疊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體制弊病:早在改革前舊體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這個弊病在如今單向度的市場化改革中不僅沒有克服，反有加劇的趨勢。由于體制缺陷形成的“擴權容易問責難，卸責容易限權難”，使得“放權讓利”的改革變成了“棄責爭利”，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卻憑借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

　　這一切導致了近年來相當尖銳的“改革論爭”:先是在對“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批評持續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風”為契機發生了激烈的國企改革爭論，接著“醫改報告”又引發了以醫療、教育問題為中心的公共品供應改革爭論，以及以

物權法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經濟社會改革爭論，等等。這些爭論把1997年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義”之爭深化為一系列的“問題”辯論，它們的種種現實利益背景已經穿透意識形態的表象而凸顯出來，從而使爭論變得相當激烈，以至于有人驚呼“改革共識已經破裂”。顯然，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沒有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上訪潮”持續攀升，“群體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這輪改革初起時人們曾試圖把體制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如果說在意識形態上“不爭論”不失為鄧小平的智慧之舉，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許博弈，就有極大的風險。

　　然而在現有體制下人們如何進行博弈呢？這15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是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以致民間有“初一十五不一樣”之說。然而似乎怎么調整都不對:就拿前一陣成為輿論熱點的“

醫療改革”來說吧，當初說是醫療福利萎縮和“過分市場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壟斷，然而不久就有權威消息披露:中國如今的公費醫療開支竟有80%花在領導干部身上，這樣的“福利”，究竟是誰之福，誰之利？增加這樣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醫療嗎？再如:“郎旋風”之后中國開始反對所謂“新自由主義”，一時似乎風向轉“左”，沒收陜西石油民企、在重

化工等基礎領域搞排擠民資的“新國有化”、劃定國有壟斷行業等“大政府”政策紛紛出臺，然而與此同時，新一波“股改”卻采取了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遠遠超過“郎旋風”之前的一切國有股減持方案。吳敬璉先生略表批評之意，立即招來一陣罵聲。也是，前些年為了國企“圈錢解困”，長期大熊市把高位跟進的廣大散戶小股民坑得夠嗆。如果當初聽吳先生的，在國企未改革前就不該急于設局圈錢，那樣就不會有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時用現今的股改方式來補償(如那時楊帆建議的)，也算是補償了被坑的股民群眾。然而那時不補，愣是讓股指從2300多跌到900多，大部分小股民已經無法承受巨虧，被迫“斷腕”退場。只剩下實力雄厚的大莊家等著“抄底”了——這時的改革才大舉出臺，一下就給抄底者奉送了3000億元的凈值財富！這真叫來得恰是時候！郎咸平也好，鞏獻田也好，這時卻不吭聲了。你說他們是“左”還是“右”呢？

　　中國轉型成敗關乎世界福禍

　　中國平穩順利地轉型不僅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長遠地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表面上，今天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令人艷羨，各派經濟學者都力圖以他們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奇跡”，由此引起一片贊揚聲:古典自由經濟學把“中國奇跡”歸功于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的成功，而左派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則歸功于政府干預、管控的成功。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然而實際上，沒有中國式的鐵腕，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因此這種既非福利亦非自由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對當今世界左右兩種主流經濟模式都形成了日益嚴重而且無法回避的挑戰:在勢不可當的“中國競爭”面前，那些發達的福利國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水平，自由貿易國家則又醞釀重樹貿易壁壘。而不發達國家則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面面臨更大困難。整個全球經濟因“中國概念”而面臨大洗牌。

　　而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人口，中國經濟這么大的量，隨著將來作為全球商品供應者和資本吸納者的作用日益凸顯，一旦出問題可能比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對全球的沖擊更大。因此中國平穩順利地轉型不僅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應”而發生社會爆炸，或因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的雙重沖突而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則不僅是國人之禍，也是世界之禍。

　　以“天平效應”取代“尺蠖效應”

　　如何推進政治文明，建設民主與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爭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這將是下一個15年我們的奮斗目標。

　　在這種復雜背景下，2002年接任的新一屆中央領導對改革戰略進行了調整。打破單純GDP崇拜而提出“科學發展觀”，意識到經濟增長不能承載一切而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在下決心通過稅費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基礎上又提出以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為實質內容的“新農村建設”。這一切反映了高層對當今社會矛盾的認識和使改革重獲推動力的努力。按高層的說法，“和諧社會”應該達到六個目標: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者之中，民主法治與公平正義赫然居首，應當說這的確是解決當前各種問題的關鍵。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經濟的深刻悖論與改革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都有根深蒂固的背景，不是簡單的調整能夠解決。事實上，這一輪改革當初得以順利推進的原因與如今改革困境的形成也可以說是同一事物的兩面。第二輪改革啟動后，各方都力圖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來改革成為大勢所趨，但這可能不是終結而是深化了改革中的矛盾。當年鄧小平談到中國改革經驗時就認為:現存體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這一“優越性”在后來的改革中更加突出。

　　然而這樣的改革方式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了頑固的“尺蠖效應”:這些年來改革方向經歷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幾度調整，然而在某些特權利益集團影響下無論向左向右都會發生扭曲：向左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政府變“大”時擴權卻難以問責，政府變“小”時卸責卻不愿限權。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則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制中那樣，以向左增加福利、向右增加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的平衡。

　　顯然，過去15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都取得了驚人成就。但我們面臨的挑戰仍然嚴峻，因此沒有理由躺在已有成就上盲目樂觀。改革深入到如今這個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到如今這個敏感階段，面對社會矛盾增多、社會緊張加劇的現實，如何推進政治文明，建設民主與法治，以期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爭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這將是下一個15年我們的奮斗目標。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秦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