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存差的再認識

　　-　李 揚　彭興韻

　　近年來，金融系統中的“存差”問題在社會上引起頗多責難，很多人甚至將目前所謂“流動性過剩”以及相關的經濟問題歸咎于此。我們認為，“存差”(相對中國金融系統中的“存差”分析對應的概念是“貸差”)作為一個產生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概念，如今已基本喪失了科學性。因此，用之分析當前我國的金融現象，得到的將是似是而非的結論；用之來指導貨幣金融政策，更會產生嚴重誤導。

　　“存差”(貸差)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分配資金的概念

　　“存差”作為一個概念，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產生的。因此，要了解它的準確含義及其適用條件，進而明了它何以不再適合用來刻畫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的特點及其運行狀況，必須從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與之適應的資金分配機制的分析入手。

　　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之前，中國事實上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與這種簡單的銀行體系以及資金分配的制度相適應，中國金融管理的主要工具是“信貸計劃”和 “現金計劃”。在宏觀上，有如下公式成立：貸款-存款＝現金發行。上述三個項目構成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主要科目。如果是貸款大于存款，則稱存在“貸差”，這時便需要有一個現金的凈額發行予以補差；與此對應的宏觀經濟運行，便可能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反之，如果存款大于貸款，則稱存在“存差”，這時便會產生現金的凈額回籠；與此對應的宏觀經濟運行，便可能陷入經濟衰退。顯然，在這種體制下，存差(貸差)是一個衡量全社會金融運行松緊如何、良好與否的關鍵指標。數據顯示，到1994年之前，中國金融體系均為貸差，與此對應的

中國經濟則始終處于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

　　上述從宏觀層面上概括人民銀行總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存款、貸款和現金發行之間關系的等式，又被同樣套用到人民銀行的各個分行、二級分行以及支行。同樣地，如果某行貸款大于存款，則稱其為“貸差行”；反之，則被稱為“存差行”。于是，確定各地區存貸款規模，并據以在地區間調動資金和分配現金發行計劃，便成為人民銀行金融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

　　簡言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民經濟是高度實物化的。資源配置依靠的是無所不包的增長計劃、生產計劃、物資(商品)供應計劃和收入分配計劃，那時的資金分配事實上只是完成這種指令性經濟計劃的一個手段(所謂“錢跟物走”)。加之中國資金短缺，而金融活動也只有存款、貸款等極為簡單的品種，人民銀行將其調控的著力點置于存貸款之上，并用存差(貸差)來刻畫宏觀金融運行的狀況，在當時是比較適合的。這一結論當然就意味著：上述條件發生任何變化，存差概念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喪失。

　　1984年以來中國金融體系發生的所有變化，恰恰都是在改變著上述條件。1984年人民銀行專門行使央行職能以后，我國開始形成由中央銀行和商業性金融機構構成的“雙層”金融體系，原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便被相應分解為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和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其后，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金融體系日漸多樣化，金融產品也日趨豐富。可以說，至少在形式上，如今的中國金融體系已經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相差無幾了。這樣一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根本上削弱了存差概念存在的基礎。金融機構及其資產負債表的多樣化，事實上使得我們已經很難準確度量存差(貸差)；央行—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雙層金融結構的運行，使得貨幣供應量取代貸款成為金融調控的核心；而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則使得存差(貸差)作為衡量金融機構金融行為之概念的合理性基本喪失。

　　金融機構多樣化使得“存差”(貸差)概念復雜化

　　中國金融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金融機構日趨多樣化。與此相應，宏觀金融分析中應當關注的資產負債表已經衍生為一個龐大的家族。到今天，這個家族中至少有如下五類需要關注：

　　一是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其資產主要為對商業銀行、政府的債權以及外匯儲備等；其負債則主要為商業銀行準備金存款和現金發行(兩項合稱為“儲備貨幣”)以及政府存款等。

　　二是存款貨幣銀行。由各類商業銀行、財務公司、城鄉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等的資產負債表合并而成。其資產主要為各項貸款，其負債則主要為各項存款。

　　三是貨幣概覽。由各類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財務公司、郵政儲匯局等的資產負債表合并而成。這是一個反映貨幣供應以及與之對應的資產結構的統計表。其主要科目包括國外凈資產、國內信貸、貨幣供應、各類債券、實收資本以及其他。

　　四是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由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貨幣概覽與“特定存款機構”(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的資產負債表合并而成。

　　五是銀行概覽。其統計對象與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相同，只是若干統計科目進行了取舍、合并處理。從統計數值來看，銀行概覽較之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覆蓋的范圍更大。

　　不難看出，由于金融機構日趨多樣化，且各金融機構之間形成了復雜的存—貸款關系，我們事實上已經很難找到與原本的存差分析框架有對應分析意義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注意到，目前的一些分析文章所指稱的存差，主要是從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計算出來的。但是，考慮到傳統的存差概念是全部存款和貸款的差額，這個計算口徑似乎不能完全對應。如前所述，在現有的各類金融系統的資產負債表中，銀行概覽覆蓋的范圍最大。因此，用銀行概覽的數據來做比較似乎口徑更為接近。我們分別計算了這樣兩個口徑的存差(見圖)。由圖可見，依據不同的統計數據，計算出的存差規模可能相去甚遠。計算口徑的不確定，是使存差概念喪失其科學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融產品多樣化使得“存差”難以衡量金融體系的資金使用狀況

　　如果金融系統只有發放貸款一條途徑來支持經濟建設，用存差(貸差)來衡量金融系統的資金使用狀況便有合理性。問題恰恰在于，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國金融系統中出現了多種金融工具可供企業和居民使用。如果銀行將其吸收的存款投資于這些金融工具，其支持經濟建設的效果與發放貸款毫無二致。

　　銀行購買各類可交易金融產品，是在支持經濟建設。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銀行持有其他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總量不斷增長。1995年我國金融機構持有的有價證券占其資金運用的比率僅為5.7%，到2006年8月底，其總額已達37389.33億元，占比也上升到10.88%。這相當于最大口徑的“存差”余額的35.4%。銀行購買債券與發放貸款具有相同效果。銀行購買國債，其存款資金便轉給了政府使用；購買公司債券和票據，發行債券和票據的公司便獲得了資金；購買由政策性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則經過政策性銀行的轉化，這些資金成為各項投資或貸款，從而有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三農” 發展的效果；等等。重要的是，通過投資于各類可交易的金融產品，商業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得到大大提高，從而增強了防范風險的能力。

　　銀行購買外匯，是在支持對外部門發展。從整個金融體系來看，外匯占款增加是我國存差增長較快的最主要原因。到2006年6月底，我國的外匯占款已達82874.24億元，相當于存差的80%左右。外匯占款的對應面是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來自國際收支的盈余。如果購匯來自經常項目，則金融體系將存款資金提供給了進出口企業；如果來自資本項目，則向中國輸出資本的外國企業或引入外資的國內企業獲得了人民幣資金，從而得以在中國展開購買和投資活動。這里的機理簡單而明顯：金融體系增持外匯儲備，同樣是在支持經濟建設。

　　現金需求趨緩引起的存差，說明金融體系的效率在提高。近年來，我國居民和企業對現金的需求逐步減弱，并造成流通中現金的增長速度低于存款的增長速度，這也是造成大量資金涌入金融系統形成存款的原因之一。對于我國企業和居民現金需求增長速度趨緩現象，大致上可以從兩個方面尋找原因。一方面，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我國金融體系向企業和居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金融投資工具和渠道，這有減少人們手持現金的作用。另一方面，多樣化電子支付手段的發展，已經而且還在相對減少人們對現金的需求。顯而易見，由上述兩種原因造成的銀行存款相對富余，對經濟運行并無不利影響，相反，它倒是金融體系效率提高的表現。前者說明，我國的“金融上層建筑”日趨豐富，企業和居民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來為自己的經濟活動籌集資金；后者則意味著，借助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和更高效率的支付清算體系，金融體系以相對較少的資金支持了經濟的發展。

　　“存差”是現代金融制度運行的基礎條件之一

　　如前所述，從1984年開始，中國的金融組織體系一直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直至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頒布施行，中國的現代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基本定型。

　　現代金融體系與傳統計劃經濟的金融體系存在著若干根本性區別。其中之一就是，全部金融機構被劃分為功能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一類是不從事任何商業性業務，專以各類金融機構為其服務對象，并對金融總體實施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貨幣當局；另一類則是直接面向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各類商業性金融機構。

　　金融組織體系這種雙層結構的確立，致使金融體系的資產負債表也分化為雙層結構。第一層是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其資金來源主要是貨幣發行、各類金融機構繳存的準備金、發行債券與政府存款，其中貨幣發行和各類金融機構繳存的準備金存款構成作為貨幣當局貨幣調控核心的“基礎貨幣”。其資金運用主要是持有外匯儲備、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債權以及對政府的債權。第二層則是種類越來越多且日益復雜的各類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其資金來源主要是各類存款和債券發行，其資金運用則主要是各類貸款、債券投資和持有外匯。

　　金融組織體系雙層結構的確立進一步在金融體系內導致了一系列根本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點：

　　其一，金融體系形成了性質迥異的雙層運行格局，并直接表現為上述雙層資產負債表。在第一層上，貨幣當局通過調節其資產負債結構形成對基礎貨幣的控制，輔以對貨幣乘數的調控，最終實現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在第二層上，各類金融機構則專司吸收存款和發行債券籌資，并主要通過發放貸款和從事證券投資來使用這些資金。在這個調控機制中，基礎貨幣構成某種核心，以它為紐帶，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同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緊密聯結并形成互動。問題恰恰在于，基礎貨幣的主體是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這是其所吸收的存款的一部分；商業銀行上繳準備金，當然就意味著它不能將自己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發放貸款，存差于是就出現了。到2006年8月底，金融機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全部準備金存款余額為37832.02億元。其中，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接近9%，超額準備金比率則在3%左右。這一運行機制表明，存差事實上是現代金融體系正常運行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

　　其二，為了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也為了保護存款人利益，貨幣當局還進一步對商業性金融機構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之間的比例關系作出了硬性規定。1995年施行的《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商業銀行發放的“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到2005年底，我國銀行貸款占其總資產的比重為63.68%)。這就是說，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保有不低于25%的存差，是法律的要求，而法律之所以如此要求，則是綜合考慮了諸如調控貨幣供應、保持金融穩定和保護存款人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上圖顯示，中國金融體系的存差恰恰是從1995年方才開始出現。這說明，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只是從那時才開始在我國運行的。事實上，規定商業銀行只能在其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內發放貸款，是全球金融界的通則。例如，2005 年底，美國全部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為53856億美元，其資產(主要是存款)總額則為93242億美元——其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只有57.75%。

　　其三，雙層金融體系的形成和運行，同時就宣布了貨幣供應量取代貸款總量成為金融調控的核心。在這一體系下，觀察金融體系運行松緊如何、良好與否，關鍵要看貨幣供應量是否適度，信貸總額則退居次要，成為一個參考性指標。這時，存差作為一個與信貸供應相關聯的指標，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經濟意義。

　　另外，還有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因素造成了我國存差的擴大，這就是：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加大了剝離與核銷不良貸款的力度。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截至2005 年末，至少有數萬億元的貸款被剝離、核銷或實行債轉股。一方面，存款在高速增長；另一方面，貸款卻因核銷而在相對減少，銀行體系的“存差”增長，便成為必然的結果。當然，因剝離

不良資產而造成存差擴大，只應存在于某一特殊且有限的時期中。否則，存差當真就成為我國金融系統低效率的表現了。

　　儲蓄大于投資是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

　　綜上所述，在現代金融體系下，存差(貸差)已經很難準確界定，更不是衡量金融運行狀況的科學概念。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可能混淆視聽。

　　然而，人們在運用這一概念過程中表達出的對金融體系問題的擔心卻是要認真分析的。在我們看來，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在于儲蓄大于投資。舉凡長期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國內投資過旺、流動性過剩等等令人擔心的經濟現象，皆根源于此。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儲蓄大于投資，主要是實體經濟的現象。它根源于我國“人口紅利”的變化、城市化進程加速、高新科技迅速產業化以及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這些因素皆非簡單的著眼于需求管理的各種政策所能改變的。在上述實體經濟因素繼續發揮作用的未來時期中，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弱化其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更有效地利用儲蓄大于投資的良機，加快我國經濟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