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盡早認識到部門利益膨脹的極端危害性,并采取積極措施減輕或緩解由此帶來的問題,否則,社會利益沖突和矛盾的累積,將導致危機的爆發

　　文/劉煜輝

　　最近在關于中國投資率高低的爭論中,以宋國青先生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的投資率不是過高,而是太低了。他們認為判斷投資率高低的標準應該是投資回報率和利率之間的差距,也就是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差距,兩者差距越大,說明投資賺錢的空間越廣闊。高盛的研究報告也指出:“通過去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的真實情況是企業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官方貸款利率,企業利潤率穩定在較高的水平上,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投資增長率并沒有偏離投資回報率,中國投資有經濟基礎支持,因此可持續高速增長,照這個標準,中國的投資率不是過高,而是太低了。”

　　的確,從微觀上看,近些年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上企業)的盈利水平是直線飆升。官方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從1998年-2005年,國有和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產利潤率從1.34%上升至6.05%,凈資產利潤率從3.70%更是強勁上升至14.39%。企業和項目的優良盈利前景,似乎印證了近年來投資高速增長的合理性。但從宏觀上看,度量宏觀投資效率的邊際產出資本比率,卻從1994年的0.356一直下降至2005年的0.211。換句話講,上世紀90年代初,大致2-3個單位的投資就能獲得一個單位的GDP增量;但最近4年卻需要5個單位的投資才能增加1個單位的GDP產出。

　　中國企業的微觀盈利水平直線上升與宏觀投資效率的低下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那么,中國的投資率到底是高還是低呢？

　　政府主導投資的體制之虞

　　在筆者看來,中國投資率的高低問題僅僅是一個表象,或者說,根本上就算不上一個爭論的問題。表象背后才是問題的癥結,即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其突出表現為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主導,對投資準入的管制所導致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等等。

　　坦率地講,用微觀項目的財務評估來研判一個經濟體的整體宏觀投資效率,只能說是有失研究水準。很顯然,企業和項目的利潤與太多的因素相關聯,如投入的要素價格(土地、資本,更寬泛些甚至可以包括各種稅收、市場準入等行政優惠安排)。如果要素價格是扭曲的、低估的,甚至根本是不算錢的,那么微觀上一個項目的NPV立馬就可以高得驚人,但這在宏觀上的體現卻是很不經濟的。近年來,企業和項目的微觀盈利的飆升盡管其中不乏宏觀景氣、企業管理改善等因素,但體制所制造的“經濟租”顯然是帶來“超額利潤”最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為一種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或者說是權力資本化在加速。

　　經濟效率提升(或者說是經濟市場化程度)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不同所有制性質的資本是否具有平等的權利、同樣的待遇和盈利機會。但是,

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大量的國有企業享有政府的優惠和扶持政策,這體現著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而與此相比,民營資本卻受到明顯的歧視和限制,這種限制和歧視的方式多種多樣,存在于各種領域,如行業禁入、不能或者至少不能以同等的條件獲得各種資源等等。故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所謂“父愛主義”實質上就是對其他沒有機會與權力結合的資本的一種侵害。

　　比如說,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事實上是無償使用的,并不需要向國家支付資本報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樣只需要向國家上繳33%的公司所得稅,并不因為國有資本的存在而需要向國家上繳利潤。實際上,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組很不完全、但頗具有代表性的數據看出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各種補貼:近三年國有企業的利潤水平,2002年,利潤2500億元,央企(180余家)2000億元,前十家1800億元,占72%;2003年,利潤3006億元,前十家2330億元,占77.5%;2004年,利潤5400億元,央企(169家)4880億元,前十家4500多億元,占84%(前十家包括三家石化公司,三家電信公司,以及華能、國電、寶鋼等)。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整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所獲利潤的70%以上是由處于壟斷地位的那幾家中央直屬國有企業創造的,而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國有壟斷企業獲得的如此高的利潤,并不上繳國家財政一分錢。而在這些利潤的背后,是什么樣的成本呢？有學者計算了以下不完全統計的一些成本:上個世紀末以來,國家共發行了1萬多億的國債,一比四的投資帶動率,5萬億的投資,3萬億-4萬億流入了國有企業;4050億元的非金融類國有企業債轉股,3020億元的核銷企業呆壞賬,意味著每年減少近500億元的利息支出;技改貼息367億元帶動資金6400億元;海內外融資8000多億元,其中6000億-7000億元給了國企;七次降息國有企業減少利息支出2500億元;石油價格連年上漲,每年給三大石油公司增加1000億利潤;免費使用的自然資源(中海油收購優尼科需要支付185億美元;李澤楷競價英國3G牌照650億港幣,越南350億港幣,而三大電信公司和三大石化公司卻都是在免費使用國家的自然資源)。此外,地方國有企業還享有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

　　毫無疑問,如此安排為國有企業制造的回報率自然是相當驚人的。根據國資委最新公布的中央企業2005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結果顯示,2005年中央企業總體經營業績繼上一年度創造歷史新高后再創歷史最好紀錄,實現利潤6377億元,比2004年增長30.7%(2004年比上年增長61.9%);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實現10%,比上年的8.5%提高了1.5個百分點;平均總資產報酬率達到7.7%,比上年的6.8%提高了0.9個百分點。

　　權力與資本的結盟之禍

　　與國有壟斷企業所獲取的“超額利潤”異曲同工的是中國的

房地產業。在中國,房地產亦可謂是權力與資本結盟的典范,一則可以瓜分農民土地增值收益,二則可以掠奪居民儲蓄存款,因此可輕松獲取暴利,其投資回報率之高也是獨步全球的。房地產商對民眾財富的大肆掠奪,是與某些地方政府的合謀而達成的。他們以土地國有的名義,用很低的農業產值作價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轉手以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或“炒家”,美其名曰“經營城市”。

　　筆者手上有這樣一組調查數字:2004年在長三角地區,農地征用價格為每公頃37.5萬-45萬元,農地一級市場出讓價格為每公頃210萬-525萬元,二級市場價格為每公頃1125萬-2250萬元。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土地價值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升值,地方政府因此獲益何其之豐。問題的復雜之處還在于,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也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作為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承載物,土地從來就是最優良的信貸發放標的物。這樣,政府掌握了土地,也就掌握了對地區金融資源的配置權。由于企業拿到土地之后便可持之到銀行要求相應的貸款,因而,土地批租權實質上就演變成地方政府取得信貸的權利。

　　無論是國有壟斷部門,還是房地產部門,兩者的異曲同工之處都在于資本與權力結盟,都存在著權力導致的“超額壟斷利潤”,都存在著可悲的“分配效應”——投資者的部分“所得”是來自另外一些人的“所失”。微觀高投資回報率的硬幣另一面,是有些人口袋中的錢莫名其妙地轉變成了投資者口袋中的利潤,中小企業日益困窘、民營企業環境日益惡化、壟斷部門依然在膨脹(盡管改革多年,中國銀行業依然向著“大壟斷、大集中”發展,社區銀行依然是一片空白),普通民眾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甚至連已有的財富也被掠奪。

　　從微觀上講,資本流動的確受投資回報率所驅動,而投資回報的高低取決于資本是否能尋求到與行政權力結合的機會,故此,在一個非市場化的投資體制中(要素市場的非市場化),微觀上的有效并不能達成宏觀上的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甚至滑向“裙帶資本主義”的深淵。

　　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于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過高的投資率使得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故此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

　　當然,中國的高儲蓄率還有其他因素,如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由于產權制度和金融體系的缺陷,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但顯然這些又都是轉型經濟體政府主導經濟模式所產生的典型性現象。一個經濟建設型而非公共服務型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產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

　　其實,因與果都在我們手中。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理念,已經被寫進了黨的十六大文件,“轉變政府職能”、“責任政府”、“公共財政”、“科學發展觀”、“

和諧社會”等等的執政思想也已經開始踐行,我們相信這些努力定能加快中國機制和體制改革的進程,化解一系列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危機,為轉型中的中國開辟一條坦途,“為萬世開太平”。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