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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周興維:亞當-斯密對當今中國的特殊意義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1日 09:22 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

  ◎周興維

  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紀念《國富論》發表230周年

  經濟學開山大師亞當·斯密1790年7月與世長辭時,《泰晤士報》的訃告稱他笨手笨腳、丟三落四、沒有商業頭腦;今年10月30日的《泰晤士報》卻盛贊“亞當·斯密的現代經濟學之父地位不可動搖”。知恥而后勇———盡管這一“后”就是216年。而《泰晤士報》之所以前倨后恭,蓋因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在前一天宣布,斯密的頭像將于明年春天取代作曲名家愛德華·埃爾加榮登英格蘭銀行新發行的20英鎊鈔票,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蘇格蘭人。這位誓做“人民的行長”的英國央行前首席經濟學家還說,“政界幾乎到處都有人把斯密的觀點當成自己的見解宣揚,可見亞當·斯密再次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有趣的是,默文·金是名副其實的鉆石王老五,而亞當·斯密也竟然終生未娶)近年來數次訪問中國、呼吁中國加快金融開放、被認為最有希望角逐下屆首相寶座的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甚至贊揚“斯密敢于維護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以斯密同鄉而自豪的布朗三月曾涉嫌“秘密貸款”丑聞,不知這位仁兄讀到斯密“道德與正義是社會和市場的重要基礎”時當作何感想)

  1723年6月5日,蘇格蘭法夫郡柯卡爾迪鎮誕生了一位注定要影響全世界幾百年的英杰,從來就不是英倫“一流”更非世界“一流”的格拉斯哥大學,為世界為后人培育了一位絕對堪稱“超一流”的人才。終斯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有兩部,一是發表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論》,一是發表于1776年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國富論》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反對重商主義,認為個人的“自利”會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公益。兩年后,斯密出任蘇格蘭皇家海關稅務司長,身體力行其主張。此后,斯密的思想便成為英國工業發展力量的基石。

  《國富論》認為,“勞動”是一切國民財富的原因,國民財富的性質是“共享”。斯密第一次把科學調查的方法應用在“經濟學”上,試圖把經濟學建立成一門“正式”的科學。《國富論》不僅代表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哲學和經濟倫理,而且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230年來無人能出其右。

  斯密強調,經濟學有兩個基本目的,“正確”使用經濟學原則可同時使“君主”和人民增加財富:一、為人民帶來豐厚的收入(或實物),或為人民獲得豐厚的收入(或實物)創造條件;二、為國家或社會共同體帶來足夠的收入以創造公共品。

  《國富論》取代了重商主義和重農學派的主導地位,對英國的經濟和經濟學產生了根本影響。1786年,首相威廉·彼特曾把斯密的理論應用于與法國簽訂的條約和擬定財政預算。200年后,斯密的思想又受到“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的推崇。

  涂上條紋的“騾子”不可能是“斑馬”。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患上了嚴重的“英國病”———赤字劇增,價格飛漲,經濟衰退,失業攀升,罷工頻頻。沒有人會忘記凱恩斯的老家曾是自由經濟打造出來的“典范帝國”,而如今,這個最先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卻非常不幸地跌進了凱恩斯陷阱———滯脹。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以致哈耶克、弗里德曼兩位大師要異口同聲疾呼:回到斯密去!歷史就這樣把撒切爾夫人推上了前臺。于是,一場“民營化”的改革浪潮在英國掀起進而波及大半個世界。

  這或許是經濟史上值得“定格”的一頁:一天傍晚,撒切爾夫人邀哈耶克赴倫敦經濟問題研究所會面。夫人離去后,所有人都聚集在心事重重的思想家身邊,沉默良久的他,只輕輕吐出了三個字:“她真美!”

  不愧是大家。哈耶克沒錯。20世紀惟一一場以一名女性名字命名的政治、經濟改革———“撒切爾革命”拉開了序幕。這場改革的核心就是國營企業、事業的“民營化”。幾乎與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同時,1984年11月,英國電信成為公用事業中的第一個“民營化”對象。隨后,眾多“自然壟斷”的國有企業也都實行了“民營化”。誠然,撒切爾夫人會因“民營化”在政治、技術上的可行性而做出必要妥協,但其改革主旨卻從來沒有動搖過、變更過。

  1990年,連任三屆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揮別唐寧街10號,其時,“民營化”改革已大顯成效,“英國病”基本治愈;英國經濟成功實現了從政府主導、生產者主導到市場主導、消費者主導的轉型———這也正是此后多年英國經濟總體表現一直好于歐陸各國的根本原因。

  當然,斯密思想的影響所及,并不限于英國、西歐或“西方”,也不限于19、20世紀。一方面,自斯密提出自由的“市場社會”思想起,其與管制的“契約社會”思想之間的論爭就從未止息過;另方面,隨著西學東漸,《國富論》的效率、《情操論》的正義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去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參加政協經濟界、農業界、工商聯界委員聯組討論會,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取得的成績和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并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還說《道德情操論》的主要精神是“全社會的財富如果不能被全社會的成員共享,這個社會就是不穩定的。”人們后來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也引用了亞當·斯密的理論———“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重讀斯密260年前的“兩論”,在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

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厘清效率與公平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意義,也許對中國具有某種特殊的認識價值和制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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