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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滌，1979年跳級以第一名考入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院，主修國際金融。1982年留美后取得經濟碩士和管理博士學位。1995年越級晉升為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終身正教授。并任上海交通大學顧問教授；北京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南京大學等的兼任教授。2005年起任深圳發展銀行的首席信息官。

　　8月7日-8月1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孫滌。----編者按

為富求仁--巴菲特的積累和捐助的效率     8月7日  星期一

　　文/孫滌

　　一

　　“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誰復知？” 原本是針對奸相王莽的行跡而發的感言。王莽曾是個出名的循吏，謙謹堪稱楷模，然而其孝廉偽飾被日后他顛覆西漢的篡權打個粉碎。 忠奸莫辨乃許多歷史遺憾的源頭，可能不完全適合我們要探討華倫·巴菲特最近(6月27日)的捐助行動的案例，不過巴菲特的豪舉使人們有恍然大悟之感，道理則是一樣的。 巴菲特在慈善捐贈上一向嗇刻，竟然在身體健朗的情況下，為公益事業一舉捐出了驚人的 370 億美元(他積累的巨富的 85%)。除了時機(巴氏正值盛年)和規模(有史以來世界之最)，捐助的方式和動機也透發著發人深省的魅力。

　　在“市場”競爭的驅策下，絕大部分人都將以錢財追求為標的，也以錢財多寡為評判成功。

　　我們這幾輩人，受到轉型的壓力和摩擦，總不免要向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提出些質疑。一位老知青朋友，下海成功后曾向我描述他當時的致富驅動力。由北京插隊到陜北，他曾牧羊數年，在與當地的小羊倌溝通時受到了撼動。小羊倌說自己勞作辛勤是受著一種憧憬的指引：多放羊――多賣羊——多賺錢――娶媳婦——多生兒子。朋友問，兒子長大后又如何呢？回答是：再多多地放羊、賣羊。知青由是感嘆自己斷不能如是，必須求突破。如今的他，已擁有企業若干、房產多間，很多人在為他“牧羊”。然而，他又在替誰“牧羊”呢？

　　這個故事是否實有其事，我不確知，但另有一則故事，可以肯定不是原創性的，那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伯爾的一個短篇，常常被收入文集。說的是一位金融家備受業績的逼迫，周末到海邊透一口氣時，遇到一個漁夫在晴空下睡懶覺。金融家感到不解，這不正是捕魚的好時光嗎？于是引發了一段蘇格拉底式的對話。 漁夫對金融家居高臨下俯視自己享受風和日麗的懶散有所辯解，便故作好奇，請教金融家努力拼搏的動機。在對話中發覺，金融家的模式也不過是：勤勉工作——職位提升——賺足夠多的錢——購置房子車子――再努力工作和進步——賺更多的錢——購置游艇等等。邏輯似乎很圓滿，可漁夫接著問，買了游艇要干什么？金融家嘿嘿不答。饒了一大圈，不就是要享受和風麗日嗎？和生子牧羊一樣，兩者有殊途同歸之趣。

　　市場化的強勁推動，人們不由自主地被席卷而去，加入“竟富”的大潮。出色的、靈活的、或運氣好的先行富了起來。然而富到一定程度，就不免像小羊倌生了兒子，金融家買了游艇之后，不得不面對相似的問題。即使沒有特里莎修女的德行，我想，一個人也總得回答這類問題。現成的答案有的是，生兒子還怕多嗎？除了游艇閣下怕沒地方花錢不成？而市場上各種渠道正以最精美的圖像、文字、音響，轟炸式地宣導人們，奢侈是如何的榮光，億元

豪宅、瑞士鉆表、犬馬名模，無不令人振奮，催人沖鋒不止。例如，一家有影響的電視臺成天重復著一則廣告，在高爾夫球場邊的豪華別墅里綽約可見纏綿著的男女，一個令人窒息的女聲用法語吟唱著，充滿了性的暗示，然后一位男子明白無誤地宣告，“我只堅持世界級的享受。” 難道我們還需要什么別的理由來質詢有錢或賺錢的合理性么？ 叔本華或克爾加特等人早就告誡過，別做在赤炭鋪就的跑道上奔跑而停不下來的光腳漢嗎？人們大可以自慰說，這些哲人，怪誕而不食人間煙火，難以與時俱進。可是，賺取或保衛錢財并非沒有成本，投入往往過于高昂，殫精竭慮再多賺一塊錢是否劃得來？或遲或早，無論是為了追求快樂還是為了支配他人(至少是他人的勞作)，富翁和漁夫都要尋找賺錢和花錢的意義，及其它們的限度在哪里。

　　巴菲特尤其需要回答這個問題。巴菲特出身至多是個小康，自認為天生善于理財，運氣又好，得以一路賺來，積聚了 450 億美元的個人財富。這個數額超過了聯合國不少成員的整體國力，在全球排名僅次于蓋茨先生。巴菲特不但是世界首富之列中唯一完全靠金融投資發了財的人，據說還是首富之中唯一仍然朝夕操勞不息，孜孜賺錢不止的人，以他自己的話，是“樂此不疲”。 反過來看，他的消費卻很簡陋，同一襲西服穿十幾年，同一幢房子住三十幾年，買鐘愛的可樂飲料時還不忘用折扣券買大箱的；他又明言把財富傳給子女屬“不道德”的行為，不符合自己的財富理念。 然而在富人們常做的慈善捐助活動中，他卻甘居人后，老是掂斤掂兩的；并且稱公司的錢是股東的，自己作為受托經營者，無權慷委托人之慨。(其實巴氏把 90% 以上的財富投在了控股的卜克夏公司，占了公司股權的百分之三十多。) 巴菲特長期來每年捐出的區區一、二千萬，和他的巨富地位并不相稱。

　　作為巴菲特的推崇者，我對他的通達、務實、勤勉、坦誠、睿智、幽默、深邃和精于計算非常折服，并從 1995 年開始就在國內報章多次撰文推介和頌揚。記得1999 年在巴氏一本書的中文版序言里，我對巴氏經常口稱“財富回哺社會”的微言大義卻始終不見行動，頗有些刻薄的批評，認為“老頭對財富這個玩具倒真能執意玩不放手，非得死而后已。”

　　確實，要是巴菲特堅持遲遲不肯出手，萬一有個意外的話，又有誰能夠知道他真實的財富觀和效率觀呢？

　　二

　　可以說，巴菲特就是效率的人格化。以高效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之后，他對金融投資的回報追求仍舊不稍懈怠，雖然年屆七十五，還是急不可耐地要增值公司的資產。公司的付董事長、八十好幾的蒙格先生說，巴菲特投入工作從來都是全身心的；以巴菲特的話，自己每天是踩著舞步去上班的 (waltz to work)。他工作的地點在卜克夏公司的總部，占了奧馬哈的一座不起眼的低層小樓的一層樓面，承租于他的一位投資伙伴。幾年前巴菲特曾自豪地公告，卜克夏總部的全部員工為 15 個半，而至今也沒有超過三十人。 憑著這支精干的小團隊，在過去四十幾年里公司的資產擴展了一萬倍，從1965年的一千萬美元增值為目前的1100多億(與此對照，S&P 的指數在同一期間上升了近五百倍)。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完全不依賴外源和咨詢顧問，也很少依賴電腦信息系統。 筆者曾于2001年初趁公差之便訪問過奧馬哈，那里地處偏遠，如同我國的蘭州。當發覺超級高效竟然發生在超級簡陋的卜克夏總部時，我不勝驚訝；出于好奇，我又造訪了巴菲特的住宅，嘆服之心油然而生 (請見所附照片)。想來讀者也會有同感吧。

　　作者攝此照片于奧馬哈，背景即為巴菲特的住宅。

　　據報道，巴菲特1956年以三萬一千美元購置，五十年來一直居住于此；目前約值五十萬美元。

　　積聚的財富如此龐大，而本人又是如此勤儉，巴菲特到底是為誰在“牧羊”呢？ 人們確實有理由這樣問。

　　一直以來，巴菲特向世界宣稱，他的財富是不會傳諸兒女，而終將回饋給社會的。 《財富》雜志廿年前有過一篇專題報道(“你是否應該把財產都留給兒女？” 1986年9月29日)，圍繞巴菲特的財富觀訪查美國超級富人對財產在身后的安排。其中巴菲特的觀點極為明朗，他的著名論斷 “留給你孩子足夠多的錢，使他們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不足以使他們無所事事”(“the money for children should be enough so that they would feel they could do anything, but not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do nothing.”)曾極大地震撼了當時初出茅廬的蓋茨，并且成了蓋茨日后身體力行的座右銘。1986年巴菲特的個人財富按《財富》估算在15億之譜，2006年為450億以上，但是期間巴菲特的捐贈總數不超過2億美元。他能否切實貫徹自己的信仰，人們有理由疑惑。對此，巴菲特辨稱，他之所以遲遲不出手做大幅捐贈，是因為他相信，在他的管理之下錢能夠更加高效和迅速地增殖。可不是嗎，他和妻子1960年代成立慈善基金時，年收入為五萬美元，凈資產也不過一百萬左右。假如他當時就傾囊捐款，何來今天的 370 億？

　　巴菲特在追求投資效率方面真可謂是巨細靡遺，這又體現在他對金錢的尊重上。人們常常引用他的好友格蘭歐姆(華盛頓郵報的東主)問他要一毛五分打公用電話時他竟拿出二毛五分的硬幣想去找零的趣談，來揶揄他是多么的輜銖計較。而他女兒蘇珊也不無微辭，說就是還給父親20元一張支票，他準不會忘記去兌掉。

　　為了替舊金山的一個慈善基金會募款研究一種怪疾的治療方法，他以公開竟拍的方式出售與自己共進晚餐的“權利”。一連五年，價碼節節上升。今年這項“權利”為國人段永平以六十萬美元拍得。段永平在遭人質疑有作秀之嫌時聲稱，自己在捐款之外，是為了請教巴氏的投資秘訣而去吃飯的。巴菲特素有“奧馬哈的圣賢” (Oracle of Omaha) 的美譽，段永平如能就此探得堂奧，六十萬元可能并不算虛擲。段兄說他想問老頭的問題有二： 1、假如有大筆閑置資本，又無合適投資機會該怎么辦？ 2、在很有前景的投資機會下沒有足夠的資金又怎么辦？對于這類問題，其實巴菲特已經用平實幽默的語言反復解答過，并在他致股東年會的陳述中公諸于世。段永平以及其他任何人果真有心了解的話，不需要花一分錢在互聯網上，或者只需花上十六塊人民幣買一本書或雜志里，即可輕易獲得巴菲特的教誨。(例如，《價值》月刊中的“巴菲特俱樂部”專欄，或者《從100元到160億――巴菲特的投資要義》，《巴菲特致股東的信》等書。) 僅此小小案例，教你不得不為巴菲特令富人心悅誠服的掏出大洋一起贊助慈善事業的效率叫好。巴菲特希望他的捐贈行為會帶動更多的傳統富翁加入到資助慈善事業的行列中來，正如蓋茨的表率作用已經激起了“科技新貴”們建立慈善基金會的新一輪熱潮。

　　巴菲特能夠達到他的高效率，內中一個關鍵的成功因素是他對人才的重視。人們常常強調他得到格蘭漢姆的價值投資方法的真傳，卻往往偏忽巴菲特得益于菲里普·費雪(Phillip Fisher)重視經營管理團隊來評判一個企業的真諦。 巴菲特一再重申，他自己“所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挑選了真正的英雄”，也就是挑選了他的經理團隊。在慧眼辨識品格、能力、熱忱兼備的人來主持各項業務之后，巴菲特又能充分信任、充分授權，激勵他們充分發揮。巴菲特的骨干團隊數十人，四十年來除了病故的、退休的，都一直追隨著他。這個紀錄，比起他的投資增長率毫不遜色，或許更加難能可貴。

　　巴菲特的這次龐大捐贈，主要是“外包”給蓋茨夫婦來進行的。與媒體描述的“第二富翁送錢給第一富翁”的“馬太效應”正相反，巴菲特為他巨大財富的高效和正當使用聘任了一位世界上最能干、最可靠、而且不計薪酬的經理人。巴菲特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來展現他不世出的精明和效率嗎。

　　巴菲特謀定而后動，一出手就捐款370億，正是通過它，巴菲特有力地證明了，他的無休無止追求投資回報的過程不是殘缺的，他此前所有作為的正當性以及聚財效率的效果性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實，具備了它們的完整意義。

　　三

　　巴菲特認為，他出類拔萃的投資效率主要是得益于1、自己天生擅于打理財產；2、適逢其時(I was born wired the right way and born in the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3、好父親、好老師、好太太和好伙伴。 從他六歲時向祖父借了2毛5分錢買了一盒6瓶裝可口可樂再以1毛一瓶賣出的突出表現，似乎也得到了一些應證。

　　當一個人在為稻梁謀、為生計奔波、為子女學費籌劃的階段，賺錢本身的正當性就已然非常充分，并不需要依附在額外的目標上面。然而，聚集到了一定程度，如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財富就變得越來越重大，不是個人消費所能承擔得了的，需要有更高遠的目標(propriety)來支撐，而實現這類目標的效率(efficiency)也需要以正當目標是否達成(effectiveness)來衡量和檢驗。巴菲特經常講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干得再好也是不值得的，” 也應該包括這層涵義。可惜的是在我們這個世界里，有效率的往往未必能夠產生正當的效果。

　　聚集財富的意義和社會效應，是一個基礎性的課題，連專著都未必說得令人信服，何況是周末的雜談呢？即使這個巴菲特捐助的個案，要展開來討論，也非本欄目所能容納。我們這里要指明不過是，巴菲特確有值得敬仰的高卓之處。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筆者以為，巴菲特庶幾可及矣。

　　和一般繞有余財的富人不一樣，巴菲特打開始就表示他不會為兒孫“牧羊”，不考慮把財富留給子女，這得到了他夫人的完全贊同。巴菲特夫婦的理由是，遺產會使下一輩失去生活的熱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喪失自尊和毅力而墮落。他們宣稱，巨額遺產是一種“反社會”的錯誤，和自己的財富觀念背道而馳。歷史上看，富家子因驟富而淫逸而頹靡而淪喪可能已是通例：白得的巨額遺產過于沉重，子孫們往往難以承受。后裔雖說是基因相傳，卻未必有創業者的精力、毅力、智力，更不要說致富的激情、意愿、犧牲精神了。繼承了沒有能力保守得住的龐大遺產，反而會陷兒孫于危險的境地。對于富家子女，常人可以享有的親情、友情、愛情，在財富的誘惑和異化之下，都變得渺不可及了；更加險惡的是，受著覬覷財富的各路人馬的環伺，平庸的子孫如同離開母鯨的幼鯨那樣，游于群鯊之間，成為彼等豐盛的午餐，遭人算計、誘惑的機會反而陡增！因此不難理解，據《財富》雜志的訪調，為什么擔心子女能否保有健全的心智與平和生活的美國富翁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

　　按照經濟學的“原理”，經濟現象及其永恒的沖突在于，世上之資源有限，吾人之欲念無涯。所以怎樣有效率的生產，讓更少的資源滿足更多的欲望，更具體一點說，讓我花更少的錢來滿足我更昂貴的欲念，于是成了“經濟科學”致力要解決的難題，這委實是一場“道高一尺，魔高十丈” 的角逐。究其根本，財富的征逐，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為了消費和對物的支配，而是同球賽或者權利的角逐一樣，是人際之間的相互克服，籍此表達我比他人優越。在這個層面，個人的消費，可以肯定地說，不再是巨富們追逐的動力，錢在這里不過是一種指標一種籌碼而已。巴菲特是個公認的強者，在財富的博弈中他明顯的戰勝了別人――所有的人，包括蓋茨先生――蓋茨有著特殊的好運氣，并且受著專利法的庇護，而巴菲特則是在一個更平坦的場地上展開他的競賽的。

　　四

　　捐款中310億是捐給蓋茨伉儷基金的。蓋茨夫妻通過他們的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簡稱 BMG)對公益事業做了全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投入, 自 1994 年成立以來，他們向 BMG 捐出了 260 億美元；11 年來已經用出 80 億。 2006 年BMG計劃用出 15 億，目標用款一如既往： 60%將用于傳染疾病，主要為癥疾、肺結核、艾滋病毒的防治，并且集中用到非洲和亞洲的欠發達地區；其次的用途是 2、美國城鎮的貧困地區的學校改善；3、互聯網在公立圖書館的應用； 4、家鄉華盛頓州的一些扶貧建設。 BMG 目前仍有超過300 億的資產，這是因為BMG的組合投資相當成功。BMG 的投資組合分散廣泛，卻唯獨沒有任何微軟的股票。

　　巴菲特對BMG的運作效果非常贊賞 (per dollar, very effective)。有了他的捐助，BMG今年用于上述目標公益事業的總額將超過30億美元。蓋茨對巴菲特的慷慨大度衷心感謝后，信心滿滿地說，這些經費的使用效果將有增無減，向既定目標邁進的成效將擴大一倍。

　　巴菲特又是一個公認的知人高手。人們問他何能至此，他說當他直面正視一個人時就能明白此人是不是一位稱職的經理人。巴菲特認為，尋求生意上的伙伴和企業經理的時候，“一定會看三個條件：智慧、精力和品格，但如果品格這個條件不具備的話，那么前兩個條件越是出眾，你的麻煩反而越大。” 他在致股東的信中曾說，他要求他委任的每位經理人要能夠以三個假定的條件來經營企業：1、你擁有企業 100% 的權益；2、企業是你和你家人所擁有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財產；3、你至少在一百年里不能出售或者兼并它。言下之意，經營公司的代理人要能夠同心同德，才能做到盡心盡力的服務，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

　　巴菲特完全認同BMG基金說設定的目標，他相信蓋茨夫婦對于他們管理的BMG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也許他早就想物色蓋茨夫婦擔任經理來運作自己的巨額捐贈，他之所以在今年6月27日才作此決斷，傾囊贊助 BMG，除了他的夫人在兩年前猝死的變故之外，6月中旬蓋茨宣布他今后逐漸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會的公益事業，到2008年更將全身心投入基金會的公益活動，也很有關系。在投資實踐中巴菲特高度強調定力和耐心，他比喻說，棒球賽里超級打擊手之所以卓越是因為他們有出眾的耐心等待到好球才揮棒擊球。看來，他終于等到了由蓋茨來擊出“公益事業的全壘打”。

　　這次捐助中有三十多億美元是捐給他亡妻的基金蘇珊·湯姆森·巴菲特基金會(Susie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或稱 STB)。 STB 長期以來的名字是巴菲特基金會，2004 年蘇珊病逝后更名。巴菲特不但把妻子個人財富的約 25 億重數納入基金會，也撤除自己的名字。STB 的公益目標十分簡單明了：生育健康、人口控制、支持婦女墮胎權利、以及防止核擴散。巴菲特也分別贊助給他的子女：霍華德、彼得、蘇珊所有的三個公益基金會各10 億美金。他們的公益目標集中在兒童早期教育、飲用水安全，等等。

　　顯而易見，上述捐助的目標都是為了增進一切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基礎條件。巴菲特所認定它們的價值，符合他反哺社會的使命感，值得傾其資財加以促成。推進這些目標，等于擴展了印度裔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謂的“人們能夠過自己愿意過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city)。” 有鑒于此，巴菲特特別在致蓋茨夫婦的捐款函中強調，這些目標的收益人將無分種族、性別、信仰、地域，顯示出他對終極價值的關懷和公義準則的信仰。

　　五

　　巴菲特為什么不采取世俗的通行做法，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基金并主持公益事業的運作和資金分配呢？巴菲特說得很坦率：自己不善于從事這類事務。首先，他沒有足夠的耐心來等待公益事業的回報，公益事業產生效果的周期對他來說未免太慢了。同時他也不樂意與各色人等交談，聽取各類匯報，或參加各種會議，然而那類乏味又耗時的活動卻是基金決策人不得不親歷親為的。 老頭的自知可謂明矣！

　　加盟BMG后，巴菲特將成為基金會的第三位理事(trustee)。BMG 的一切重大決策向來由它僅有的兩位理事，比爾和瑪琳達做出的。巴菲特會不會加入決策者的行列？他的回答是明確的：不會。他說他也許會提供一些經驗，假如蓋茨夫婦需要的話，但卻不會越俎代苞，這就像他如果要委任老虎伍菲替他打高爾夫球的話，就不會想著要去指導伍菲如何揮桿是同樣的道理。所以巴菲特的角色似乎更像一個后勤糧草官。

　　對于他放棄由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基金會，巴菲特說得很輕松灑脫，但這卻是對人性限制的極大突破。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為歷史垂名，對于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有著莫大的魔力。我們經常看到杰出人士，能夠做出各種犧牲，忍讓諸般權益，唯獨對名義是非常執著而在意的。例如，卓越的科學家以探索宇宙奧秘為職志，可以不顧計較回報，甚至放棄專利，然而誰能夠容忍“自己”的發現被他人所“竊取”，也就是以別人的名義來發表呢？許多學者的全力沖刺，可以說目標都是為了“冠名權”，要爭在所有的人之先以自己的名義公布成果。我們前面說了，財富的征逐超出一定層次，也都是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消費，主要成為竟取名望——我比他人優越——的游戲。圖謀名氣的沖動是如此強韌，要超越它，殊非有理性的人所可做到的。巴菲特三言兩語把這個人類的大束縛輕輕撥開，能不叫人佩服。

　　若不能完全戰勝自己，一個人是不可能達此境界的。

　　巴菲特說他最尊敬的人是他的父親，他一直謹記住父親的教誨，“最要緊的計分牌是在一個人內心而不是外界,”(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on his inner score card versus outer scorecard.”)，而且也切切實實地在實踐它。

　　巴菲特致函受捐者的五封信都很短，一頁半紙。信中都不忘強調兩點，他叮囑受捐者要：1. 傾注精力于已經選定的目標，不要再擴大范圍。因為把有限的幾件事做透徹，才會有所成就；2. 要獨立判斷和決定，不要屈從于別人的影響，尤其是那些瑣碎的請求。這在似乎應了慈善捐助事業的開山鼻祖卡內基的哲學：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并且緊緊看住它。 再一次，巴菲特顯示出他為了成就一項功業，完美結合“目標正當——目標達成——完成效率”的智慧和風格。至于如此龐大的資金運作，會不會有失誤？巴菲特顯示出他的高度智慧，認為勇于決策，“積極”地犯錯誤，能夠在犯錯在學習和前進，是正確的途經。他甚至熱情稱贊蓋茨夫婦比自己準備得更充分去犯錯誤。(they are“more prepared to make mistakes than me.”)

　　對于巴菲特所追求的目標不是沒有爭議的。我的一位同事很惋惜地評論，“巴老頭這么多錢，都給了沒有生產力的人，哪怕留給我一點有多好！” 這位仁兄顯然認為他的生產力要高于不知名的非洲病童，不過他恐怕很難證明，錢在他手里要比在蓋茨的手中的生產力要高。當日在紐約卡內基圖書館舉行的捐贈儀式上，一位外籍記者也曾問起巴菲特為什么沒把錢捐給政府來促進公益，巴菲特也是這樣回答的，他笑著說，官員們用錢是不會比蓋茨等受捐者更為有效的。

　　另一種批評似乎比較難回應，它們指出巴菲特捐助有違反市場的法則，弱化產權意識，和否定自由企業精神的弊病。此外，如人口控制、支持合法墮胎等目標，也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反對。例如，華爾街日報在捐款兩天后(6 月 29 日)就著文提出質疑。華爾街日報一向伸張富人的權力，對巴菲特和蓋茨等富人居然公開反對布什政府減免遺產稅的做法早已有所不滿。該評論認為報紙有責任向巴氏表示遺憾，指出巴菲特的成功有賴于市場競爭，他不該忘本，以至于連一點錢都不留下，來支持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政策，云云。而一位反對墮胎的全美協會的主席也立即要求約見巴菲特和蓋茨，要質詢他們的企圖心何在。

　　對此，人們或許只能說，巴菲特是效率的化身，但他不是人格化的資本，他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本篇曾刊于《南方周末》，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