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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戳破了外資崇拜的泡沫，使更多人意識到中國對內開放嚴重不足，他宣揚印度的私心其實是刺激中國，“我熱愛這個國家熱愛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個競爭對手”
文/本刊記者 丁偉
一篇文章有時會成為歷史的“晴雨表”。1947年，“X先生”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
首次公開提出“遏制”戰略，宣告了“冷戰”時代的到來。2005年，鄭必堅在《外交政策》發表了《中國向大國地位的“和平崛起”》，世界迎來了中國的崛起。
2003年7月，《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趕超中國嗎？》同樣成為了歷史的一個標點，這篇文章是中印“龍象之爭”的始作俑者，由黃亞生與當時同在哈佛大學執教的印裔教授韓太云合著。一直在研究中國問題的黃亞生從此被更多的人知曉。中國的學界、企業界對他的關注和了解主要來自于他這篇文章及2003年出版的著作《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Selling China)。
在中國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外資倍受歡迎的背景下，黃亞生指出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某些不足而非長處，甚至存在“外資依賴癥”，無疑是需要勇氣的；而他說印度在很多微觀方面超越中國，并將是競爭對手，也引起了爭議和誤解，似乎他批評中國，卻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很多人在報刊(如英國《金融時報》)上認識他，學生在商學院(他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聽他講課，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在他做調查研究時跟他交流，熟悉他的人還在達沃斯論壇碰見他。黃亞生在書中寫道，“作為一個出生、長大在中國和關心、熱愛中國的海外學者……如果我能夠說服哪怕只是一位讀者認識到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要性，我的意愿就滿足了”，也讓人對他個人產生好奇。
5月26日，黃亞生在北京參加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和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舉辦的中印研討會，并在此期間接受了本刊獨家專訪。
哈佛印記
黃亞生出生在一個父母都是報人的家庭，父親黃鋼是中國著名記者、報告文學家，曾任《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不過，黃亞生卻沒從事新聞，他更喜歡研究過去二三十年發生的事情，即使對當下也用長遠的歷史角度去思索。當然，在父母潛移默化下，他培養了最初對書、對學問的興趣。像很多經歷“文革”的人一樣，黃亞生回憶說，“我們那一代人后來能上大學、取得一定的成就，家庭的影響至關重要。”
盡管告誡過“不要去做文學，文藝界很復雜”，但父母從來鼓勵黃亞生看書。他小時候看了很多書，如西方文獻、美國政治、雨果等，后來才看了父親黃鋼的代表作《永不消逝的電波》、《偉大的變化》、《亞洲大陸的新崛起》等。黃亞生的爺爺黃負生是中共一大時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毛澤東曾稱贊“湖南有個蔡和森，湖北有個黃負生”。與革命家的父輩相比，黃亞生說，“到了我們這一輩，我現在在商學院，我哥哥是投資家(黃晶生，原軟銀亞洲、現貝恩投資董事總經理)，確實某種意義上講是‘背叛了’他們……”
但傳承還是有的。黃鋼寫過一篇有影響的社論《美國總統輸了》，批評美帝國主義，2004年11月，黃亞生也寫了一篇關于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克里的文章，論及他如果當選對中美關系的影響，算是對父親做了一次專業上的致敬。
1981年，黃亞生到哈佛大學讀本科。他最珍視的是在哈佛接受了西方人本觀念的熏陶，在設計及評估政策、制度時，要看是否尊重個人的權利、是否符合個人的福祉。他當時“洋插隊”生活艱辛，課余在食堂、圖書館打工。他還當過校園警衛員，夜間巡邏，人家都在開Party，他只能旁觀，社會地位的反差對他刺激強烈。饒有歷史意味的是，他想起小時候，如果父親有朋友來訪，他也在外頭站崗……
哈佛校徽上只有一個詞：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黃亞生覺得這就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同學很多都去了華爾街，但他不喜歡應酬，選擇了做學術研究。他在商學院做教授，用數據和案例研究分析中國社會及經濟，很快就成為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之一，是CNN常邀評論員，并曾在“吉姆萊勒新聞時間”和“晚間時事”擔任客座嘉賓，儼然像個學術明星。
他自嘲道，“有一段時間我經常上電視，我現在再也不去了！美國的電視庸俗得不得了，找我基本就是談中國(比如臺灣問題)，不在乎你研究什么，還斷章取義，把我們當猴耍……”他最近一次上電視是在美國公共電視臺(PBS)深入探討中印比較。現在，他更愿意給《金融時報》寫文章。“以我的個性，我絕對不追求出名，但如果能出名的話我也高興，我不是清教徒，無所謂，我最終是希望把學問做好。”
打破FDI外資崇拜
在以FDI和中印比較研究奠定自己的學術地位之前，黃亞生的研究課題側重于政府政策與制度問題，尤其是過渡性社會主義經濟體制。1996年，他出版了《中國通貨膨脹與投資控制管理》一書。他是最早提出中國為什么沒有誕生國際知名企業的學者之一。
相比諸多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者錢穎一、李稻葵等，黃亞生說，“我可能更注重跟實際接軌、實地考察，到企業去跑，跟企業家、地方政府官員交談，從中得到靈感。”他曾經在書中寫道，“對中國的認識必須超越一位匆匆過客，或者就要親自體驗體制的重負。”
從1998年開始，黃亞生多次到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江浙、廣東等實證考察，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研究FDI時，他和助手三年間在北京、香港、汕頭、上海等做了多次訪談。每次到清華、復旦、云南、中山大學講課，他都盡量要求安排企業家座談，或者到企業看一看。他還設計、搜集大量調查問卷，把“企業家的聲音”作為重要參照。
“在路上”的黃亞生收獲沉甸甸的。他在蘇州發現民營企業家拿不到貸款、產權得不到保護，而一街之隔的國有企業卻資產閑置，資金浪費。“如果僅僅從經濟模型來研究中國的外資問題，而不到企業考察，結論完全不會像我的觀點。”他對自己的研究滿意，“外資是上世紀90年代一個新的宗教，國內外都有一種外資的崇拜，當然我不是說把這宗教完全推倒了，但至少稍微戳破了一些泡沫；另外，中印問題我說得比較早，我也覺得欣慰。”
黃亞生認為，中國(FDI東道國)“外資依賴癥”并非外資太多，而是內資太少，不合理的金融與法律體制束縛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從而使外資趁虛而入，他還說中國金融業不向內資開放是“自殺行為”。這些觀點不可避免地成了異見，也被誤認為“反對外資”。他經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是說他“不了解中國”。
黃亞生的外資研究架構比較新穎，“你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長，也要基于中國很多微觀、感性的認識……所以大家都在對中國經濟唱贊歌的時候我不愿意唱贊歌，我看到的統計研究的結果是生產力指標都在下降，與當年亞洲金融危機驚人的相似，這是挺讓人擔心的。”
黃亞生習慣在專業分析中用洗練的語言和形象的隱喻講故事——他欣賞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他將中國引入FDI比作一劑藥(recipe)，“我一點不反對外資，我反對的是歧視性的吸引外資，就像我不反對病人吃藥，但如果不得病豈不是更好嗎？吃藥是要付出成本的。”
今年夏天，黃亞生將寫完一本有關民營企業的新書，名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希望改變一下很多人對過去改革開放的看法，其中會談及上世紀80年代被低估的地方——他發現80年代私營企業家融資比90年代更寬松。
宣揚印度是為了刺激中國
當黃亞生2001年就寫《中國應該不應該向印度學習》時，很多印度人都覺得是天方夜譚，并沒想到中印差異和前景的比較會成為國際上最熱門的一個話題，也沒有想到他會“在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中獲得贊譽”(印度記者語)。黃亞生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4年，當然，之后他對印度的興趣和去的次數就不亞于中國了。
經過一系列爭論，中印比較已經達成一些共識：中國宏觀經濟強于印度，但微觀競爭力比印度遜色，中國的基礎設施非常發達，但印度的軟環境相對完善，中國是“世界工廠”，印度是“全球辦公室”……黃亞生說，以往搞中印比較的人基本上偏向于中國，他2003年那篇文章起了良性的作用，“并不是提供了答案，而是提出了問題，很多人帶著問題去印度，回來也許說我們有道理或全是錯的，能起到這個作用就行了。”
黃亞生是從印度制藥行業開始神奇之旅的。當時他在哈佛教一門國家發展課，從制藥案例發現印度本地企業做了很多創新，這就對中國產生了鏡像價值：印度經濟增長率不高，但是在競爭性的環境里培養了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中印比較就突出了體制的重要，中國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強，除了體制。”
《財富》稱，“把印度跟中國比較，對印度而言算不上一種恭維”，黃亞生同意這種說法，但覺得有點太刺激了。他說，中印比較說明中國沒有做好，本來中國完全可以超越印度，但提出印度能否趕超中國這個問題，說明印度已經有了很大進展——印度金融業對外開放同時對內開放，本土私營銀行比花旗表現優秀。媒體把黃亞生的觀點解讀成印度一定會超過中國，未來屬于印度而非中國，他澄清道，這取決于中國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否盡快改革體制。他還明確地說，中印將來肯定是競爭關系。
他的“印度情結”已很濃郁，比起中國，黃亞生覺得跟印度的企業界、政府官員更容易接觸，“這些人全球化，思想開放，即使是大資本家也可以談社會問題、文學、宗教，我們可以進行長時間的對話，”他嘆了一口氣說，“跟中國的企業界可能幾分鐘就帶過了，他們熱衷談錢，錢當然很重要，但對我來講，人文的色彩非常重要。”
黃亞生現在關注的是軟硬件設施、教育及人力資本的中印比較。2006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India everywhere(印度無處不在)”的國家宣傳，也有黃亞生的功勞，是他向印度人做出的建議。
很多人對此不理解。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都問黃亞生——他們在達沃斯給一家印度電視臺做節目，“你是一個中國人，為什么你要宣傳印度呢？”他說，“我熱愛中國熱愛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個競爭對手。”但這種愛國是“一種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就像古代的義士諫言國王，黃亞生也有疏離感，而且受到了年輕人E-mail的惡毒攻擊，他感到很傷心。他寫道，“很多勇敢的中國學者、記者和企業家冒著職業風險來推動機制改革，我們至少不要損害他們的努力。”
黃亞生(Yasheng Huang)
生于1960年
1985年美國哈佛大學本科畢業
1987-1989年任世界銀行顧問
1991年獲哈佛博士之后任密執安大學助理教授
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學院
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
“我不是印度的英雄”
——黃亞生答問
《中國企業家》：你的書里有一個說法叫“FDI大師”，形容別的權威學者，你是嗎？
黃亞生：不是，我不覺得FDI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說是這個領域的大師，在一個不重要的領域……你們也知道，我實際上并不是在講FDI，更多是講中國改革，政策目標一定不要建立在吸引更多的FDI上，而要關注怎么能讓經濟增長，如果內部能增長為什么要傾向于外資呢？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制，有這么強的人力資源，有這么長的創業的歷史，本來是不應該依賴外資的。
《中國企業家》：對你最大的誤解是說你站在印度立場上，是印度的英雄？
黃亞生：這就說到感情的因素，這兩個國家我選當然還是選中國了。我認為印度的崛起最大的獲益者是中國，我現在宣傳印度，有一個非常自私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中國！我真是希望沃爾瑪趕緊到印度采購，這樣迫使中國政府重視發展自己的企業。英特爾的格魯夫寫“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一個國家如果自滿經濟就會退步，如果你覺得時時刻刻別人在搶你的飯碗，這時候你才愿意改革。如果中國將來外資減少的話——當然我不知道，說不定會增加這方面的壓力，增加改革銀行的壓力。
《中國企業家》：但別人不知道你內心是這么想的。
黃亞生：也沒什么奇怪的，作為學者，任何一個國家搞好了我都高興，這是我第一個原則，第二個原則是如果是中國搞好了那我更高興。而且我從來不認為，批評一個國家就是不愛國……我正是因為愛你們才批評你們。你說誰最贊揚中國？那些跨國公司的總裁！他們天天說中國好話，希望中國維持現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但你相信我的話, 中國一旦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立馬就會離開你。
《中國企業家》：你懷念80年代嗎？
黃亞生：我跟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作者)聊過這個概念。中國當時經濟發生的變化能夠反映思想和文化的變化，經濟是時代的一個縮影，而不是脫節。政治上進步了，人們有一種產權的安全，所以才去做生意、創業，這跟藝術家講的并沒有沖突，他們可能覺得統計數據沒意思，其實是可以聯系在一起的。我懷念那個年代，那時候真是一個理想的年代，大家談的都是國家大事，追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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