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為人民服務也要講成本

　　郭梓林

　　“為人民服務”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個很偉大的口號，也代表一種偉大的精神。只要我們聽到有人是在“為人民服務”，一般都會肅然起敬，以至于人家在服務的過程中不夠周到，甚至犯一點兒錯誤，都是可以得到理解和同情的。

　　然而，在經濟學看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服務都不可能是免費的，包括我們全心全意所依靠所信賴的人民政府。最近，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關于黨政機關帶頭發揚艱苦奮斗傳統的建議》提案中，提供了一組數據：“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分別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增長還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長23%！”什么是行政管理費呢？說白了就是政府為人民服務的費用。政府為人民服務當然是好事，但如果這個費用由人民來支付，而且價格太高，人民自然有權置疑是否恰當。關于“為人民服務的成本居高不下”問題，每年都會以不同的“議程形式”被“兩會”代表議案直觀地“設置”出來，前年是“中國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個老百姓養一個官員”，今年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另據《中國青年報》記者萬興亞3月12日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劉滿倉驚呼： “公務員一天耗電量，普通百姓用19天。”。全國政協委員劉光復在發言中提到的數字更是令人咋舌：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000多億元，幾乎和2006年的國防開支相近。據有人測算，許多公車真正用于公務的時間僅占三分之一，其余時間分別被用于領導和司機的私事上。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的政府改革已經迎來了一個好的時機，因為這項改革已經有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偉大的口號后面，往往都有一個成本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時候被熱情和善良的愿望所忽略，有的時候被提出口號的人所隱藏。比方說，我們從來沒有問過政府，你們是用誰的資源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產品，都不是官員從家里拿來的，都是人民為了過好日子，通過稅收支付的。所以既然是用人民的錢為人民服務，那么人民當然有權力，問一問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成本，這是天經地義的。過去我們不會這樣想事情，現在我們的“兩會”代表開始這么想事兒了——在政治家們談政績的時候，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非要用那么多的資源，才能取得這樣的政績？這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是經濟學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的體現。

　　應該公允地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府確實做了很多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政績來表述的。但是如果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問題，我們就不能只談政績，而不談成本，尤其是不能不談機會成本。例如，僅2005年，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項加起來就高達6000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0%，相當于全民義務教育投入的5倍。這些錢如果用在其它方面是不是能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更大的收益呢？比方說，

　　盡管印度并不比我們富裕，許多方面還不如我們，但印度政府的這種以有限的資源為人民服務的思路卻值得我們借鑒。印度政府認為這樣做是“以最小的投入換取最大的回報”。正如新德里大學一位教授所言：“誰都可能生病，但大部分起初只是得一些小病。如果小病能夠得到及時治療，則可有效防止發展成大病，這對于國家來說可以節省更多醫療支出，對于民眾來說可以減少對看病開支的擔憂。從長遠來看，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事，是以最小的投入換取最大的回報，最終的結果是人民健康得以保證，國家經濟持續發展。”這樣看來政府的為人民服務還是一個怎么算賬問題。其實，如何看待為人民服務的成本問題，并不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接受記者專訪時還說：“現在我們國家財政收入每年都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今年已經突破30000億元。拿今天的財政實力講，我們將有可能逐步解決教育和醫療難題，也有可能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經費增長缺乏規范和制約，導致許多地方的財政不管怎么增長，都有可能被吃凈花光。我們需要花錢的地方還有很多，醫療、教育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都期盼更多的財政資金向他們傾斜和轉移，這就需要黨政機關帶頭，遏制行政管理費的不斷飚升�！�

　　總之，在經濟學看來，作為一個執政黨堅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難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最大化的為人民服務。在有限資源的約束條件下，使資源的利用率更高，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