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處》系列之二四：人各有志難強求

　　書評：《大院深處》系列之二四

　　人各有志難強求

    郭梓林的博客  專欄

    文/ 郭梓林

　　喬致庸要做票號，孫茂才是極力反對的，他的理由是：“匯通天下”固然有利于“貨通天下”，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且有利可圖。但是，這么大的事，需要雄厚的資本才可能做成。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本金，而是光靠借錢(短貸長投)或者挪用存款方式，在全國各地辦分號，將存在巨大的風險。做票號畢竟與易貨貿易不同。另外，“匯通天下”既然是有利可圖的事，而且直接與現銀有關，必然要引起天下商人、官府和朝廷的注意，而用銀子連起來的一張全國性的信用之網，實際上就成了國家之利器，朝廷怎么可能讓一批山西商人掌握國家之利器呢？

　　喬致庸的理想主義與孫茂才的現實主義終于發生了根本性沖突，他們的合作也以此為轉折點，開始分道揚鑣。盡管后來孫茂才還是為喬致庸在廣州經辦大德興票號，以及把喬致庸從天牢里救出來，做了突出的貢獻，但這些并沒有彌合兩人的根本分歧。在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劫難之后，喬致庸仍然雄心不泯，而孫茂才更加意志堅定。

　　反觀這二十多年來，中國一些民營企業的沉浮，以及企業的創業伙伴們之間的恩恩怨怨，無不映證了這樣一條合作的規律：“樹大分杈，人大分家。”幾個創業者如果常年守在一起，不斷重復著過去的故事，難免會陷入因循守舊，死水一潭，無所發展的巢臼。只要企業家想另外走一條新路，就總是會有人跟不上趟，或者有人不愿意跟上這個趟，畢竟“人各有志，難以強求”。而事實上，迎新辭舊，分分合合，正是企業在成長中不可避免的煩惱，也是企業發展的一種常態，做企業同樣“沒有不散的宴席”。

　　按經濟學的解釋，“分久必合”與“合久必分”，是人類合作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人們不論是選擇繼續“合”下去，還是選擇從此“分”開來，都是受到成本約束的。比方說，隨著企業的發展，最初的創業伙伴們在膽識、學識和才干等方面的差距懸殊，但彼此的利益格局已經固化，無法根據新的權力格局進行改造，那么，大家如果繼續捆在一起，組織協調的成本就會很高，就等著天天開會吵架。再比方說，在企業發展方向的問題上，主要領導人之間如果發生了嚴重程度達到不可調和的分歧，例如是“技工貿”還是“貿工技”，是做實(產業)，還是做虛(金融)，大家為了這些分歧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爭執不下，就必然由于各自權力產生的不同作用，瓦解企業的有限資源，從而增加企業運行的成本或者猶豫不決的風險。在一些曾經歃血為盟的合伙人之間，或是在著名的“黃金搭當”之間，因最終分離而一再演繹的悲痛故事，往往不是外人用簡單的是非標準就可以解釋的。民營企業界內部流行的一種說法，可以概括這種現象的本質：“是非憑實力，公道在人心。”

　　孫茂才盡管從功勞上和能力上，都可以在喬致庸被圈禁之后，成為喬家的CEO，但因其理念與喬致庸存在根本分歧，所以沒能擔當起重振喬家的重任，這既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又是一件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人各有志嘛。遺憾的是，為了使喬致庸這個人物形象更加完美，編導們不惜以“神來之筆”，給孫茂才添加了一些道德方面的劣跡，目的無非是讓人們理解喬致庸何以要趕走孫茂才這樣一個有功有才之人。其實，只要孫茂才不想做“匯通天下”的事，只要大奶奶與孫茂才之間發生了愛昧關系，僅此兩條，喬致庸趕走孫茂才的理由就完全足夠，其余都屬多余。說到這里，話題已經轉到文學創作方面，而不是企業管理問題了，就此打住。

　　(2006年4月30日于江西廬山廬琴山莊3002室)

　　梓林：任何決策都涉及不確定因素，所以決策是一件難事。喬致庸與孫茂才之間的“政見不合”其實再正常不過了。喬致庸夢想著“匯通天下”，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最終沒干出他所預想的那種匯通天下，也足見他當初的盤算不無失算。

　　實際生活中，不同戰略考慮的結局未必都是一方勝，另一方敗，很可能是各方在不同方向上都有所成，只是成功的方式和特點各有千秋。世事變化無窮，誰說成事只能有一條道路、一種方法？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貿工技”固然出盡風頭，但靠“技工貿”而成事的也不乏其人。事在人為。關鍵在于什么人，什么時候，干什么事情。匯通天下，喬致庸來干能成，但孫茂才來干，沒準真砸鍋。還是那個老問題：你的核心

　　不同人的合作，能天長地久固然好，但不能長久也非壞事。生活在變，人也在變。因而合作伙伴會變，做事方式會變，戰略思路會變。變是常態。有變，才有創新。《喬家大院》中喬、孫二人后來的反目成仇，在我看來，相當牽強。孫茂才那樣的人會去當官，還當上了高官，甚至對喬致庸落井下石，離奇得不合邏輯。意見分歧、分道揚鑣甚至互傷感情的事情未必只在“好人”和“壞人”之間才會有。當代中國的中年人受路線斗爭教育熏陶過久，一說起意見分歧，就想到主義之爭：正確，錯誤；東風，西風；延安，西安。不可救藥。

　　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