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處》系列之二一：商業動機與結果

　　書評：《大院深處》系列之二一

　　商業動機與結果

    郭梓林的博客  專欄

    文/ 郭梓林

　　商業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分工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標志。經濟學研究表明，人類有兩大天性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一是好奇心，二是交易。當然，交易的出現有兩個前提：首先是交易者的勞動成果已經自給有余，或者不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進行生產(其他動物有了剩余要么放棄，要么藏起來)，隨著剩余數量的擴大，交換的品種和范圍也隨之擴大，于是就分立出了商人這樣一個不直接從事生產的專業群體。其次是由于分工的深化，生產者的勞動越來越專業化，這種分工和專業化雖然提高了生產者的效率，但他們的勞動成果并不都能直接用于生活的全部需要，而商人階層的出現，使得分工后的生產者都能通過交換的方式，從別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前者是說，貨通天下，首先得有剩余之貨；后者是說，提供貨物的人們同時也需要其他貨物。這既是交易的兩個前提，也是商人有所作為的兩個最基本條件。

　　人類生活的不同需求，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喬家大院》正是在一個大版圖上描繪了那個時代的商業需求。例如，茶葉通過恰克圖可以在俄羅斯賣出好的價錢，絲綢在北方廣受青睞，馬匹在內地很值錢，手工藝品在蒙古草原受歡迎……而一切商業活動的動力，都源自于流通過程中存在著的巨大商業利潤。這個利潤不是商人憑空“牟取”的。經濟學對此的解釋是：由于人們的需求和偏好的不同、信息的不對稱、原材料價格的差異，以及勞動的比較優勢不同，使得每個商品都存在“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商人只是通過降低原有的交易成本，完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易，從而獲得兩種剩余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就叫做“商業利潤”。現實生活中，一些對雙方都有利的交易之所以不能實現，往往就是因為交易成本太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商人的利潤來自于他們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這種努力給社會帶來的好處遠遠大于他們的所得。

　　喬致庸販茶也好，販絲綢也好，都是將茶農或絲綢生產者的產品，變成硬通貨的銀子，或者其它生活用品。這種交易對于生產者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因其產品如果不能售出的話，將一文不值，不僅無法進行再生產，甚至生產者的生存都將難以為續。從這個意義上說，貨通天下能夠為天下人謀利，一點也不過分。難怪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當拍到喬致庸來到武夷山的那場戲時，導演會不惜鏡頭，讓一個瘋子敲著破鑼，滿山奔走呼喊：“販茶的來了！販茶的來了！”而漫山的茶農更是喜笑顏開，看到坐在轎子上的喬致庸像是看到了大救星一般。在此，商人給生產者帶來好處的情形，已經被渲染得無以復加。

　　但是，商業行為的結果，并不完全等同于商業動機，或者說我們在看到商業給社會帶來繁榮的同時，沒有必要非得從中找出偉大的動機不可。就像“商人無利不起早”，也不應該是一個貶義的說法。正如斯密在《國富論》中那段膾炙人口的話語：“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所以，如果我們的文人們非要給商人戴上一頂崇高而又偉大的帽子，并以美好的動機來裝扮商人形象，要求天下商人向此看齊，那實在是一種不懂商業本質的表現。

　　崇高的動機，可以來自慈善家，也可以來自政治家。這兩者的不同是，前者多用自己的財產，后者多用社會的資源。慈善行為出現差錯，一般沒有什么惡果；政治行為出現失誤，往往就會危害社會。商家們的行為，則是主觀多為自身謀利，客觀能為天下服務。不同的商人之間，其根本區別也不在于動機的高尚與否，而在于是大手筆，還是小生意；在于追逐眼前利益，還是放眼未來格局。

　　因此，喬致庸并非因其高尚情操而成為晉商的優秀分子，而是因為他有著更大的逐利野心，或者叫雄心，才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6年4月27日于北京海淀中海雅園麗都閣11-A室)

　　梓林：你身在商界，體會尤深，對文學作品給商人罩上的道德光環或道德垢名，大概會不屑一顧。哪跟哪呀！

　　專業化能提高效率、增加財富、造福社會，商業是其中的一種。但要想使商業能根深葉茂，可持續發展，需要讓專事商業者有利可圖，靠無私奉獻是不成的。別指望會有人不斷地給你提供免費的面包和美酒。說商人無利不起早，新增信息量等于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可有錯過？

　　國人對于人性自利的假設誤解多多，總覺得以自利來假設人的行為邏輯，是在鼓勵社會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其實，肯定人性自利，只是假設人們在行動中會考慮付出(成本)和結果(所獲)，并追求以盡可能小的付出去獲取盡可能大的收獲。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孫冶方先生，為啟迪國人的經濟核算意識，當年曾特別強調這種“最小”、“最大”意識。很顯然，注重“最小”、“最大”的關系與干什么事無關。賺錢、謀生固然要注意“最小”、“最大”，但學雷鋒、做好事的過程中也離不開這“最小”、“最大”。否則，為社會做了價值100元的好事，卻耗掉了1000元的成本，社會受得了嗎？

　　商業和商人在中國的文化含義和象征實在復雜。中國人聰敏，早在古代就繁榮了商業。但中國人至今仍對商業和商人存有種種誤解。在中國人的價值排序中，利的崇高性總不及義和德。中國人看人論事，愛往道德層面上歸結，總覺得只有那樣才算分析到位，才算見解深刻，才能解決問題。因而中國人遇到問題，愛質疑行為者的動機和品行，卻很少分析其行為背后的激勵或制度機制。這種陳舊的思維方式阻礙了中國人的視野，使人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只怨人，不察制。換人，而不是換制度，成為中國面對社會難題時的不變思路。什么時候，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能擺脫這種泛道德化的思維傳統，中國社會的真實進步才算有望。

　　晉商青史留名，不是因為高于德，而是因為精于商，能把那“最小”、“最大”的關系拿捏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別搞錯了。

　　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