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處》系列之十五：商者利己亦利人

　　書評：《大院深處》系列之十五

　　商者利己亦利人

    郭梓林的博客  專欄

    文/ 郭梓林

　　為什么商品交易能為人類社會帶來財富，經濟學作了很好的解釋：因為同樣一個東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其效用是不同的。例如，茶葉在耿老板和茶農手里，原本是一種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柴燒的物品，而到了喬致庸這樣的晉商手里，很快就會變成白花花的銀子。更重要的是，在獲取同一件物品的時候，不同的人付出的成本往往也是不同的，所以，他們對同一物品的心理價位也會不同。此外，不同的人掌握的技術和信息也不盡相同，因而他們對同一商品的變現能力將出現一定的差異，正是由于這種差異的存在，就為彼此的交易提供了可能性，這種交易使得雙方都實現了“帕累托改進”，這就是經濟學對交易為什么可以給人類社會帶來財富的解釋。

　　《喬家大院》的編導在劇情安排上，有著意拔高喬致庸的人物形象的主觀愿望，這種善意可以理解，而且值得稱贊，但在觀念上卻有那么一點不對勁兒。例如在南下販茶之前，他們就讓喬致庸義正言辭地反復說道：開通江南茶路是為了天下的茶農，“茶路不通，多少茶農失業，流離失所，強者淪為強盜，弱者死于溝壑。”再加上陳建斌個人頗為夸張的演繹方式，使得喬致庸在觀眾面前成了一位救國救民的救世主，似乎商人只有做到這個份上，才算得上是一個好商人，無形之中就讓商人承擔了超出他們社會分工本身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其實，商人逐利，本來就是一種正常的社會屬性，經商而又不逐利的人是慈善家，而不是企業家。好商人與壞商人的區別，往往就在于前者所逐之利，予人亦有利，或者叫利己利人，是正和博弈；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或者叫損人利己，是零和博弈。正所謂“無利不起早”，我們既然不能把商人說成是不逐利的圣人，也就不能把商人們正常的逐利行為說成是不高大、不完美。

　　喬致庸南下販茶，盡管是冒生命風險之舉，但最終還是成功了，這一成功也著實讓他狠狠發了一把：南下之行，喬致庸的帶銀數量相當于水家、元家過去一年的銀子數量，其中一半為喬家自籌，另一半則從水家、元家、邱家借出。自籌的一半自然贏利豐厚，付還水家、元家、邱家的銀子以茶葉相抵，而且一斤裝的茶磚全部以實際重量一斤一兩的包裝給付，但沒有必要讓出屬于自己的八成折扣價，只需按往年的價格給付就已經很仗義了。一斤的茶磚一律按一斤一兩制作，顯出了喬致庸的過人之處，在獲得了價格優勢的同時，絕不在貨品重量上授人以柄。所以，不僅一斤一兩的做法已屬大方之舉，其中還另外賺到了25%的價差。當然，最大的賺頭還在于，由于茶路不通已長達四年，大量積壓下來的茶，全都通過賒賬方式運回山西，其數量幾乎比用現銀實購的數量還要多出三至四倍，這種“融資購貨”與借貸方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不付利息。由此看來，喬致庸的這次南下販茶，所掙銀兩達到了水家、元家和邱家的七倍到九倍，看來是沒有問題的，可謂大勝而歸。以至于他的老丈人陸老東家，在趕到喬家大院來在看望新生的外孫時，聽說女婿就要進門了，趕緊溜之大吉，讓眾人莫名其妙。知父莫如女，畢竟還是陸玉函看得透：“當初他不相信二爺能從江南販回茶來，可現如今二爺成事了，爹爹那臉有點掛不住了！”其實何止是臉面上掛不住，對于行商多年的陸大可來說，跑掉了這樣一單絕好的生意，真是后悔莫及，這個時候與女婿見面不是徒增悔恨嗎？

　　(2006年4月16日于中國井岡山干部管理學院433室)

　　梓林：俗話說“行行出

　　做生意不外是一種合作，必須是大家都有利才能合作得長。因此，要讓生意合作方有錢可賺。而且，對方有錢賺，則其與你合作的目的和動機一目了然。如果對方沒錢賺或只能賺很少的錢卻仍要與你合作，你就要警惕了。很可能他正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算計著你錢以外的東西。在那種情況下，你的自衛將變得困難。因為，博弈“超限”了。

　　2001年我在日本講學，發現盡管日本許多綜合網站也提供免費電子郵箱的服務，但我在課上遇到的日本學生中卻很少有人用那類郵箱。有一次我問他們其中的緣由，他們回答說：“不收費，我怎能信任他？”我竟一時語塞。咱中國人可沒這么想問題的。中國人總在譴責暴利，卻很少質疑免費，以為免費都好。看來，國人老在抱怨的“無商不奸”恐怕是自找的。世上本無免費的午餐，你老想讓別人為你白干，能有好嗎？

　　因此，與人合作，切勿將自己的勝算建立在別人比你傻的假設之上。那是要出錯的，甚至是危險的。

　　至于說喬致庸如何憂國憂民，為了天下茶農，不憚風險，千里販茶云云，純屬現代“不經商的人”在做白日夢。那是喜歡“免費郵箱”的人在蒙人呢。不想讓商人盈利，卻想向商人做道德教化，以為如此可多得“免費郵箱”，豈不枉哉。

　　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