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教育 人力資本和大學生失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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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25日 11:27 《財經》雜志 | |||||||||
汪丁丁/文 首先,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定價機制被嚴重扭曲了;其次,定價機制扭曲的根源是政府的不當行為;第三,政策制定者們應當對市場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有清醒的理解 就像中國的其他問題一樣,大學生畢業找工作,也逐漸演化為一個復雜的問題了。
達爾文說過,在一特定場域內的物種,初始簡單者,只需假以時日,終能演化為紛繁多樣的生態。這就是“復雜性”,它是介于“靜止”與“運動”之間的結構。它從“混沌”的邊緣產生“秩序”,再從秩序內部產生顛覆秩序的“變異”;它冷漠無情,它無規律可尋,它不可能被任何精英群體或聰明的頭腦操縱。它是伯格森和懷特海的“發生哲學”里所謂的“時間”,它的涌現過程被法國數學家龐加萊認為是“非嚴格決定的”——這是一個微妙的詞語,它包含下述推論:“當預測準確時,它便不準確了。” 按照經濟學簡約主義的思路,如這篇評論的標題所示,在“教育”與“大學生失業”之間,有一個關鍵性的概念——“人力資本”。不錯,這概念從它生命的開端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議,那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情。20世紀90年代結束時,美國經濟學家、1992年的諾獎得主貝克爾宣稱,世界進入了“人力資本的時代”——知識和教育決定一切。 中國經濟為何能夠持續幾十年高速增長?我不能解釋這一足夠產生若干位諾貝爾經濟學家的重大問題。不論怎樣解釋以往的增長,經濟學家基本達成了共識的,是今后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必須轉變為“創新驅動的”或“人力資本驅動的”,這一共識導致了政治家們稱之為“增長模式轉變”的口號。 這樣,我們可以描繪一幅理想圖景:社會投入到“教育部門”里的巨大資源之流,被不斷地轉化為“人力資本”;然后,這些人力資本作為“經濟發動機”的資本總存量的增加部分,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面對現實世界,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教育的“失敗”和大學生的“失業”,是怎樣發生的呢? 根據許多案例,不難列出一些可以被當做直接因素的解釋變量:(1)高等院校“擴招”的本科生,自2003年開始陸續畢業,高校畢業生人數成倍增長,對勞動力市場造成“沖擊”;(2)來自西部地區的學生,畢業后不愿意返回西部,與發達地區的畢業生競爭就業機會;(3)高等教育的知識性內容并未在“擴招”運動中發生本質改變,這使許多大學畢業生的知識結構并非迅速轉變為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知識結構。尤其是“職業教育”與“正規教育”的結構調整,部分地由于民眾的市場生活經驗尚未獲得充分積累,部分地由于教育體制障礙,變得極為艱難;(4)一小部分應歸咎于“獨生子女”政策和“隔代養育”導致的家庭教育困境,一大部分應歸咎于我國教育的長期“失敗”——即過去兩代人或三代人的教育的失敗,2000年以后畢業的大學生,享有“自私的一代”的名聲。這一成見,它的經濟學含義是“不懂得合作”,相當嚴重地影響了“80年代人”的就業及職業穩定性;(5)或許基于包括家庭和同鄉在內的相當廣泛的社會預期,許多大學畢業生在畢業之前已經形成了對未來就業機會的“個人偏好”。部分地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大學畢業生,在轉型期中國社會形成這些就業偏好具有強烈的趨同性,例如,“公務員”被普遍認定應當優先爭取,其次是“出國深造”或國內“外企”。部分地與發達國家的大學畢業生相似,例如,“寧要都市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他們都把都市地區豐富多彩的生活和發展機會置于遠比初始收入水平更高的優先等級上。事實上,許多大學畢業生預期的初始工資是每月1000元,與沿海地區農民工的月薪相差無幾,最近更出現“免薪試用”的大學畢業生。 我相信,上列因素聯合起來,可以解釋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70%的原因。其余的未列出因素,或許包括:(1)近年來宏觀經濟調控的影響;(2)制造業從東部向中部和西部的擴散導致對“高級藍領”而不是對“白領”需求的迅速擴張;(3)因畢業生家庭經濟狀況的迅速改善而產生的“財富效應”,故而就業意愿逐漸減弱。 綜上所述,讀者不難得到一個“錯綜復雜”的印象。是的,我在開篇寫了那段關于“復雜性”的文字,其用心十分深遠。不過,讓我回到經濟學簡約主義立場上來。“人力資本”變量畢竟是上列因素發揮影響時必須借助的最重要的中介變量,或者,換句話說,對經濟學家而言,上列因素之所以變得重要,是因為它們影響了千百萬種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的定價。 當我們指出教育和醫療的體制性失敗時,我們的意思是:首先,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定價機制被嚴重扭曲了;其次,定價機制扭曲的根源是政府的不當行為;第三,政策制定者們應當對市場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有清醒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