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處》系列之五：為什么要走西口

　　書評：《大院深處》系列之五

　　為什么要走西口

    郭梓林的博客  專欄

    文/ 郭梓林

　　喬致庸的祖輩“貴發公”是祁縣的一個普通農民。他“走西口”創下的“復盛公”商號可是不得了！民間廣為流傳的一句民諺是“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或許正是喬家祖上積德，讓后人鴻運高照！在喬致庸走投無路、一籌莫展之際，天上掉下了 “林妹妹”，居然還帶著50萬兩銀子的“授信”和價值6萬兩銀子的陪嫁，以及價值30萬兩銀子的“玉白菜”！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喬致庸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終其一生，只要想到被他拋棄的江雪英，就心痛如割！人世間就是這樣，不能讓有的人把好事都占盡了，否則上帝也太不公平。

　　在妻子陸玉函的幫助下，喬家獲得了“山西第一摳”陸老東家的救命銀子，暫時度過了危機。至此，喬致庸終于騰出精力和時間來解決包頭的霸盤困局了。

　　從祁縣去包頭，這是山西人“走西口”的老路，也是晉商發跡的康莊大道，更是留下無數山西青年男子情天恨海的不歸之途。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表現的正是這樣一種蒼涼和凄楚的離別之情。山西電視臺曾經以大氣磅礴的交響樂和悠遠遼闊的畫面來表現這首民歌的內涵，讓人看過之后不禁熱淚盈眶。俗話說：“自古商賈多薄情”。你看喬致庸，結婚才幾天，就得走了，為了什么？為了生意。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通過交易來獲得財富，而對財富的追求，是人的通性。但是，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下，為什么山西人尤其是平遙、祁縣、太谷這一帶的人，有著這樣一種“薄情”而執著的商業精神，堅韌剛毅地走出口外，最終實現了富甲天下的大業呢？

　　萬歷《汾州府志》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乾隆《太谷縣志》記載：“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本地的自然條件極差，無以自養，而口外有著為數不小的駐防，以及大片土地上的眾多耕種者，這就存在一個商機：大批的耕種者、軍人和蒙古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外的毛皮和馬匹又是內地的搶手貨，這為山西人提供了一個跨越空間的生存機會。山西人正是憑著這種求生的原動力，走出了一條既不是困守家園，也不是聚眾造反的道路，通過不懈的努力，創造了一代“晉商”的偉業。而晉商的成功，無疑揭示了一個反常的經濟現象：自然條件與財富之間成反比。

　　想如今，山西靠著豐厚的煤資源，也出了一大批靠采煤而發財的“煤老板”，但在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山西卻落在了全國的偏后位置。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經不能與“浙商”相比，更別說與當年的“晉商”相比了。這種“挖坑口”與“走西口”在經濟發展與人文精神上的強烈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

　　《喬家大院》中有一個貫穿全劇并反復出現的細節，十分令人回味，這就是每次喬致庸要出發時，都有一個特寫鏡頭，他以山西韻味十足的口音喊一嗓子：“走嘞……”正是這一嗓子，給觀眾創造了一種剛勁和遼遠的美感，讓我們從中體味出晉商的那種非凡的胸懷和情懷。

　　(2006年4月7日于北大資源大廈523室)

　　梓林：想不到這不經商的人拍的經商片，不僅傾倒了無數不經商的人，還引得你這經商的人也文思泉涌。足見此劇真有動人之處。

　　黃土高原在古代也曾是中國的富庶地區，算得上是孕育中華文明的搖籃。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水土流失的嚴重，以及江南的開發，

　　如此落后的農業地區，能出晉商這樣的巨富群體，確是令人費解。或許真是窮則思變？只是，窮和能吃苦最多只能算必要條件，成不了充分條件。況且，祈縣、平遙一帶屬晉中，非山西最窮的地區。山西境內還有比晉中更窮的地方，卻沒有出富商。其間的緣由怕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

　　就像現在，面對溫州的崛起，多少人在困惑：這么個偏遠之地，既缺資源，又無通衢，還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卻在改革開放后“鯉魚躍龍門”，富甲一方，憑什么？看現今的溫州商人，風頭之盛不亞于當年的晉商。炒房，

　　對這類現象，怕是有經濟學乃至理性分析夠不著的層面。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