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待遇一般指的是權利和社會地位。所以“國民待遇”也就是一個國家對公民的權利和社會地位的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50多年了，人民的權利和地位，也就是通常說的“人權狀況”已經得到了很大改善。雖然還有一些不盡人意的方面，但從總體上說，是正在和將要進一步改善的。近20多年來的社會進步應該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那么，為什么在中國將要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今天，大家會繞有興致地討論起一個
“給予民營企業以國民待遇”(本文謹將“國企”、“外企”之外的中國大陸企業籠統地稱為“民企”，這種劃分僅僅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并沒有什么依據)問題呢？難道近20年“民企”的發展就沒有被當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看待？就沒有得到過充分的國民待遇？這確實是個悖論。因為如果這真是個問題，那么會讓不了解中國國情的老外大惑不解；如果這不是一個問題，那么只能說是因為國人已經見怪不怪了。
如果老外知道中國的民營企業享受的“國民待遇”尚且是“非國民待遇”，那么外企(多數都是私營，尤其是港臺企業)又怎能降而求次去爭中國民企的“國民待遇”呢？看來大家說的不是一回事，因為在概念上已經混淆了。老外所要的“國民待遇”，準確地說，是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待遇”，中國的經濟學界和一些媒體要為民營企業爭的也是與老外要的那個“國民待遇”同義的“國有(企業)待遇”。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待遇是“國民待遇”的全集，而民營企業的待遇只是“國民待遇”的子集。搞清楚了這個概念再來討論問題，就要容易得多了。
客觀地說，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雖然與國企和外企相比還不夠大)，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所以，總的來說，民營企業家們的心態是一種從梢到根吃甘蔗的那種感覺，從“不合法”到“看一看”，再定位于“有益補充”，然后提升為“重要組成部分”，一節一節地“啃”下來，到底是越吃越甜。所以，常見的一種現象是，凡有民營企業家在場的各級“人大”、“政協”會上，都能聽到受寵之后甜滋滋的感激之情的真實表達。諸如“沒有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好政策……”這樣的話，是掛在民營企業家嘴邊的一句口頭禪，其實不僅是掛在嘴邊，多數人說這句口頭禪時都是發自內心的。但問題在于，這種說法蘊含了這樣的意思：民營企業的權利和社會地位的獲得都來自于“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不是(或不知道應該是)出自比政策更穩定的國家根本大法——憲法。所以，民營企業家們“擁護黨的政策”與“擔心政策會變”就成了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反映的是一種復雜的心態。從客觀上講，確實沒有多少民營企業家會把自己的權利和社會地位上升到與“憲法”對應的高度來認識。你看他們在共眾場合更愿意談論“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企業發展所需要的環境條件”等等這類問題，而絕不會討論什么“國家的根本大法應該如何保障民營企業的權利和社會地位”等等之類的問題，因為把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從為社會做貢獻，上升到爭取國家在憲法上確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樣的高度，往往有涉足政治之嫌，而在中國大陸被公認為成熟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在商言商”不過問政治的絕頂聰明人。這倒不完全是因為他們厭惡政治或擔心政治風險，而是因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市場的風險已經夠他們嗆了，他們沒有精力和必要再去“多元化”拓展自己的事業。民營企業家們的這種心態對于社會穩定倒是一件大好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營企業的待遇問題不是民營企業的事。
如果沒有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是這樣一種心態，對于國人來說倒也沒什么大不了的�，F在的問題是，老外要進來了，人家要的“國民待遇”是“國有(企業)待遇”，民營企業怎么辦？不要說“民族主義者”要搬出大清朝“寧與外寇，不與家奴”的歷史來叫勁，就是吃著納稅人飯的經濟學界和媒體界也坐不住了。畢竟現如今每個國人都已經再明白不過了：自家親屬與子孫后代難保個個都能進國企或外企，如果民企的“國民待遇”不能解決，即使自己再有能耐，事情拐著彎子遲早準會落到自己頭上。何況現如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值的70%，新增就業機會的90%已經落在了民營企業的身上。
我們的傳統文化固然有缺點，但也還是常常表現出她應有的智慧。中國人最忌諱的就是自己為自己爭權利，越爭越沒你的份兒。所以，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們都挺可愛，兩耳不聞“政治”，一心只想發財。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和一些媒體就更可愛了，非要給民企爭一個與國企、外企同等的“國民待遇”不可，反正“我不是私營企業者，他們也沒有找我代言，我不過是個兩袖清風的一介書生”(引自《科技導報》副主編蔡德誠《要看得更遠，要看得更透》，見《中評網》www.china-review.com)。因為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發財，只是做學問的，所以特別的理直氣壯。而且這回還真是找到了一個好理由。借著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東風，以老外提出的“國民待遇”之要求為要求，大擺事實，誠懇地提出：自家還有那么多人沒有“國民待遇”呢，不如乘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趨勢，順帶著一次性解決算了。其心可鑒，其情可嘉，其理可通，其言也善，看來應該不會給民營企業惹出什么亂子。需要說明的是，對這回“借洋人的要求提自己的要求”的事，國人實在不要誤認為是一種“洋奴哲學”或“挾洋人以逼政府”，而要把它理解為地道的純粹的(在沒有洋人之前就有的)中國人的智慧，所謂“開放”促“改革”，恐怕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意思。
(寫于2000年12月1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