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是美國人事實上的銀行

　　文/陳雨露

　　自1996年末突破1000億美元之后，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趨勢就一直沒有改變。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接近8189億美元，與居世界首位的日本(8400億美元)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眾所周知，外匯儲備存在一個“帕累托最優”的境界。過多的外匯儲備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如資源浪費，基礎貨幣擴張等�？紤]到進口付匯、外債償還和外資回報等因素，我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大約為3362.76億美元，顯然，超額外匯儲備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是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原因。然而，這并非意味著，簡單的控制出口和增加進口就可以抑制外匯儲備的迅速擴張。原因是，外匯儲備激增局面的形成有著極其深刻的國際與國內背景，這就是國際與國內經濟不平衡。

　　國際經濟不平衡體現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積累，而日本、中國等東亞國家則持有大量貿易盈余。表面看來，東亞國家出口，獲取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美國進口，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提升社會福利水平。這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場面。但這一推論的成立依賴于一個前提，即所有貨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是勢均力敵的。現實顯然不是這樣。

　　根據貨幣競爭的格局，世界各國的貨幣可以分為三類：霸主貨幣、重要貨幣和普通貨幣。截止到2005年底，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的比重為65%，在各國官方儲備中的比例則高達75%，是當之無愧的霸主貨幣。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地位雖然重要，但遠遠遜于美元。而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相當有限，只能屬于普通貨幣。貨幣地位的不對稱決定了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利益分配不對稱。

　　東亞國家將出口所得的貨幣收入(主要是美元)，通過中央銀行公開市場購買等形式轉化為外匯儲備。鑒于美元的重要地位，相當部分外匯儲備以回報率較低的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持有。美國將海外資金的一部分用來從事利潤率較高的研究和開發以及銷售和服務(即“微笑曲線”的兩端)，提升本土的競爭實力，另外一部分則以回報率要求比較高的投資資本的形式又返回到東亞國家。

　　正是由于美國和東亞國家之間這種獨特的循環鏈，約翰·霍金斯大學的約瑟夫·昆蘭宣稱“亞洲是美國人事實上的銀行”。美國的研發費用和海外投資中的相當部分都來自于東亞的貢獻。

　　通過這個過程，美國獲取了可觀的經濟利益。但東亞國家卻遭受了經濟安全與經濟利益的雙重損失。具體表現為：

　　第一，經濟損失。主要指機會成本。出于流動性考慮，東亞國家將外匯儲備投資于收益率較低(大約為5%)的美元債券，但同時，卻要以較高的回報率(大約15%)來吸引海外投資，支持本國經濟發展。

　　第二，物價波動威脅。中央銀行收購美元過程中要投入相應規模的本國貨幣，從而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危險。而沖銷性操作則可能導致利率的無序波動。

　　第三，匯率兩難。東亞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政策調節效率差，多數選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但是，這導致它們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既害怕美元貶值引起的儲備縮水，也害怕美元升值對其國際競爭力的損害。

　　第四，貨幣政策自主權的喪失。作為霸主貨幣，美元享有“先行者”的特權，而東亞國家只能跟隨。如果美國通過貨幣貶值來消除貿易赤字，或者通過提高利率等方式抑制需求，削減財政赤字，勢必對東亞經濟的穩步發展造成威脅。

　　國際經濟不平衡折射出相關國家國內經濟的不平衡。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積累和中國等東亞國家經常項目順差攀升反映了兩國(地區)截然不同的經濟結構，即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與中國的高儲蓄、低消費。2005年，美國的儲蓄率降低到0.3%以下；而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卻高達46%。

　　美國雖然儲蓄率幾乎為零，但依靠著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和國際資本“避風港”的地位，吸引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資本，從而維持了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行。

　　但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十分明顯。拉動

　　內需薄弱體現為消費需求乏力和投資需求結構錯位。消費需求乏力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考察。就需求面而言，居民收入預期阻礙了個人消費支出的擴張。首先，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率極低，農村則基本屬于“空白地帶”。出于預防性動機，居民儲蓄動機積極，而消費動機則較為消極。其次，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空間受到制約。產能集中釋放凸現生產過剩問題，擠壓了企業利潤空間，阻礙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此外，減免農業稅等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收入，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就供給面而言，符合我國居民消費習慣與消費能力，能夠帶動新一輪消費擴張的產品還有待探討。

　　投資需求領域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銅、煤、焦炭、有色金屬、家電與汽車等生產部門的投資出現了過熱的跡象，但在“三農”和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卻相當薄弱。

　　要消除國際經濟不平衡，必須改變貨幣競爭中“金字塔”的格局，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對于我國而言，最為現實的方案是克服國內經濟不平衡的局面，放慢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

　　“十一五”時期，我國應當將經濟發展的模式轉變為內需主導型戰略。這不僅僅是因為，世界經濟史和大國興衰史的研究發現，內需主導型戰略是大國經濟的基本制度安排。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難以持續的局面。

　　一方面，我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成本優勢正在減小。我國產品的成本優勢主要來自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幣值適度低估。隨著

　　另一方面，貿易摩擦的愈演愈烈也加劇了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困難。自加入WTO以后，面臨的貿易訴訟幾乎可以遍及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